林行止

著作不輟創新突破的一代宗師

一、

經濟學一代宗師保羅．森穆遜（P.A. Samulson 1915-2009）已於去周日（十三日）謝世，噩耗傳來，世界傳媒刊出的「訃聞」數以百計，眾口一詞，對他的學術貢獻以至為人（幽默）處事（認真），讚美不絕。這些「諛墓」之詞，絕不過分，因為森穆遜確是二十世紀（甚至可說有經濟學以來）涉獵範圍最廣及最有創造力的經濟學家。有趣的是，森穆遜獲諾獎時被問及「成功秘訣」，他笑答條件有「三必須」—第一是必須有個好（great）教師；第二是必須有可與論學的同事；第三是必須有將他的學說發揚光大的學生。當然，要獲獎還必須有「好運」。他身後引來這麼多頌揚的文章，顯見他的確有不少發揚其學說的學生。

森穆遜本擬習物理，一次偶然機會旁聽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課後，改變主意，改修經濟學；第一學年放假回家，友人問他是否後悔轉習經濟，他說︰「別的都不後悔，只是改學經濟學，不像讀物理般能獲諾貝爾獎了！」當年才十七歲的森穆遜（他二十歲便得學士學位），沒想到一九四七年三十二歲便獲第一屆以四十歲以下美國經濟學家為對象的克拉克獎（不設獎金的雙年獎），在頒獎典禮上，主禮者道格拉斯（P.H. Douglas，時為芝大勞工關係學教授；後來當了十八年參議員）教授對得主的學術成就推崇備至，說他的前途無可限量。果不其然，翌年他那本教科書《經濟學》（《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出版（一九八五年起與諾浩斯合作），真是一紙風行，迄今全球賣了四百多萬冊；據十二月十四日《紐約時報》那篇五六千字的「訃聞」，這本書長居暢銷教科書榜首垂三十年，被譯成二十多國文字（大中華地區便起碼有兩個版本），在教科書多如牛毛的新世紀（二○○四年出第十八版），每年仍賣出約五萬本！一九六九年瑞典央行以諾貝爾之名創設經濟學獎，第一屆為挪威的佛利治（R. Frisch）及荷蘭的丁伯勤（J. Tinbergen）分享，第二屆得主便是森穆遜—他改習經濟學真的「無悔」了。

二、

森穆遜著述甚殷，學術性論文多不勝數，他數名學生（包括諾獎得主史狄格列茲）把他的論文編成五巨冊結集共約四千五百餘頁（第六冊仍在編彙中）的《森穆遜科學論文集》。其著作之豐，概可想見。森穆遜不僅研究範圍極廣，而且對時事及政策興趣甚濃（一九六六至一九八一年在《新聞周刊》闢欄，與佛利民「各自表述」；九十年代初期他的辛迪加專欄由本報獲得翻譯及轉載權），以他自己的話︰「我真是百足咁多爪」（My finger has been in every pie!）。他的入室弟子克魯明十五日在《紐約時報》發表〈世無其匹的經濟學家〉（〈The incomparable Economist〉），細數乃師有突破性創新性的學術成就多達八項！森穆遜的確一早便以對經濟學無所不知並均有建樹馳名象牙塔，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筆者便以筆名在本報寫了一篇題為〈經濟學界的通天曉—森穆遜〉的短文（收台北遠景及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的《經濟門楣》）。

學術成就及對公共事務的興趣，令森穆遜聲名大噪，成為「世界名人」；對於經濟學學生而言，他真是無處不在的導師。在初學階段，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幾乎毫無例外必須研讀他的《經濟學》（貝南奇和克魯明這兩位名家現在辦公室的書架上仍擺放這本教科書）；進了研究院，森穆遜的《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則為微觀（個體）經濟理論的必讀參考書。說沒有一本重要的主流經濟學著作不引述森穆遜的學說，絕非誇張之詞。

一如練乙錚教授所說，這數十年來，直接間接接受森穆遜教化的「學生」何止萬千，而他最出名及最有影響力的學生，當非約翰．甘迺迪（肯尼地）莫屬。一九六○年十一月當選後（六一年一月上任），面對被越戰拖垮的經濟，甘迺迪不知如何是好，請教他的競選經濟顧問、其時已享大名的民主黨忠實信徒森穆遜，後者在甘迺迪家族的海濱別墅給他上了四十分鐘課（森穆遜後來說他對那頓課前的午餐十分失望，他本來期望可吃一頓法國大餐，哪知只有炸薯條和青菜「沙律」）。對於救治「即將來臨」的衰退，森穆遜的處方為減稅和增加公共開支（這當然是凱恩斯的「秘方」），甘迺迪給嚇了一跳，因為傳統做法是加稅及收縮開支……。後來甘迺迪終於認為此說有理，可惜來不及貫徹落實便遭暗殺；甘迺迪的繼任者詹遜甫上任便採納這種在當時算得上離經叛道的財政政策，但藥到病除，美國經濟很快便起死回生。

森穆遜雖受知於民主黨政客，但他不願接受任何政府工作（包括當甘迺迪的經濟顧問），做官有違他求真理說真話的學術原則，因為一入公門，你便不能「我手寫我思」（佛利民亦因此不肯入共和黨政府做官）。森穆遜晚年常說他最驕傲的事是在他漫長一生中，從未在華盛頓住上一周。

漫說經濟學巨人森穆遜．二之一

林行止

長債孳息上揚 糧價躍躍欲升

一、

杜拜獲阿布扎比的「支援杜拜財政基金」注資百億（美元．下同），令周一到期的四十一億伊斯蘭債券（sukuk）不致「作廢」，餘款的指定用途為融資至明年四月底「杜拜世界」的未完成工程；杜拜的債權人稍鬆一口氣，杜拜亦因此暫時不會出現大規模的「爛尾樓」。非常明顯，阿布扎比政府此舉令債權人有時間與杜拜政府慢商還債時間表，絕不意味杜拜的債務問題已解決。

筆者的預感是，杜拜債務危機的終局，為阿布扎比以低價收購杜拜的主要公共工程，這當然是在公開公平的市場情況下進行；但誰有興趣在這個遙遠海灣小國的硬體建設上投下巨資？答案是恐怕不多，結果阿布扎比扮演「白武士」，出面以比成本價低得多的價錢「收拾殘局」。在這件事上，有重大虧損的肯定是香港人比較熟悉的渣打和滙豐！

杜拜金融危機並非孤立事件，歐盟多國亦陷入財政左支右絀的困難。大體而言，這些「先進」國家所以出現財困，原因不外二點。其一當然是政府先花未來沒有的錢，而且數目龐大，以至於現在尾大不掉，危機隱伏；其一則為她們還有歐盟規範財赤與ＧＤＰ比率的指引（馬城條約）要遵守，這等於那些赤字纍纍的國家，今後必須撙節開支、提高稅率，雙管齊下才能收收入增加支出萎縮之效。在民選國家，這樣子的財金政策可不是鬧着玩的，事情稍一失控，執政黨便得提前大選。

歐盟成員中希臘的財困最嚴重，昨天其總理宣布要在未來四個財政年度內，把財赤從佔ＧＤＰ百分之十二點七壓縮至百分之三，要達此標的，凍結公務員薪金及加徵關稅，雖為對症下藥之策，卻會引起受害者強力反彈（公務員考慮罷工）；愛爾蘭已於去周宣布史無前例（unprecedented）裁減公務員薪酬及失業救濟金，一場反政府示威正在醞釀中。與此同時，西班牙政府承諾明年度的財政預算會削減百分之四的政府開支。值得留意的還有奧地利去周宣布把其第六大銀行（Hypo Aple-adria）國有化（這是「金融海嘯」以來第二家收歸國有的銀行），該行有太多東歐國家的物業按揭……。

上述這些「勒緊褲帶」行為及把問題銀行國有化，除會引起民怨沸騰、民心恐慌，製造社會不和諧甚至「政權易手」之外，對金融市場影響非常深廣，昨天歐洲股市全線下挫而歐羅比積弱的美元更弱（兌美元創兩個半月來的新低）；其對國際債券市場亦有負面衝擊，考慮杜拜的「賴債驚魂」及歐洲出現財困國家日多，長期債券孳息已明顯飆升，債權人認為只有「高息」才可以補償「賴債」的風險（寫稿時紐約市場十年期債券孳息升至三厘六一、三十年的更高企四厘五五）。市場活動顯示，作為債券「大揸家」，中國現在只對期限五年內的債券有興趣……。如果聯儲局不再增印鈔票，長債孳息肯定「步步高」。從債券孳息走向看，明年通貨膨脹變本加厲似不可避免。

二、

天時不正令農作物歉收，在供不應求的情形下，各糧食進口國如印度還大肆囤積以備不時之需，該國農業部長周一指出，糧倉囤滿糧食時，飢民的騷動很快便能平息，但若糧倉存量不足，騷動便可能導致大危機！

即使沒有反常天災—應旱的地區有水災而雨季時節出現乾旱—令農作物產量驟減的衝擊，世界糧食供應亦明顯地落於需求增長之後。聯合國糧農組織（ＦＡＯ）指出在未來四十年，世界糧食要增產百分之七十才能滿足市場需求，這是根據世界人口從目前的六十八億增至二○五○年的九十一億推算出來的。人口增長能否受到有效控制？答案是不樂觀，比如在印度（印度人口很快超逾中國）推行節育，成功希望甚低；而中國早就冒小孩長大後沒有兄弟姊妹之險貫徹一孩政策，在人口控制上已無法再進一步收緊，那意味聯合國預期的人口增長有望達標（期間若爆發核戰什麼都不必談）。解決人口增速甚於糧食增幅的辦法，第一當然是開山填海開闢耕地，第二則是再來一次綠色革命大幅提高耕地產量。但這些辦法都是知易行難。

人口增長之外，生活改善令大量農民「吃得飽飽」，對糧食需求自然上升，「國際五穀議會」（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估計二○○九／一○年度世界的五穀消耗增百分之一點四，然而，五穀產量跌百分之一點八……。五穀供不應求加上定價貨幣美元愈來愈不值錢—購買力下降，能購得的東西愈來愈少—五穀價錢看升，似為投資界的共識。

在這種情形下，未來三五年應是投資農作物的最適時刻。為什麼只看三五年？這是因為筆者不認為各國政府會坐視糧價天天上漲而不設法抑制，因為糧荒會激發民變；另一方面，聯合國估計目前全球有飢民八億至十億人，糧食問題不解決，世界肯定大亂；此外，筆者相信轉基因（genetically modified）的耕作技術進一步改進會使耕地增產百分之七至十，這當有望紓解五穀不足的困擾。

然而，由於沙漠化情況嚴重，擴大耕地不易達標；而全面引入轉基因耕作，環保分子會全力反對，必會拖慢進展，因此藉此增產並不容易。還有，最令人喪氣的是過去二三十年，各國俱集中力量發展工業，農業投資大大不足，高盛十一月的報告指出，在一九八○至二○○六年間，西方國家直接支援農業發展的撥款減百分之七十五；迫切需要糧食的發展中國家○五年在這方面的投資不足公共開支的百分之五。結果是先進國家的單位耕地糧食增產在百分之一至二之間，而發展中國家更無寸進。在這種情形下，要令農產速增簡直不可能。

綜上所述，糧價短期上升趨勢已不易逆轉！

林行止

政府何以花大錢購買沒有特效的特敏福？

一、

自從一九八三年確定愛滋病病源之後，這二十六年來，世上一共出現了四種重大流行疫症，它們是瘋牛症（ＢＳＥ）、沙士（非典）、禽流感和正在肆虐的豬流感；它們的病源不詳，僅知大部分為帶病家禽所引起，而令人心惶惶的是，這種病毒可能從禽傳禽突變為禽傳人以至人傳人。

上述五種八十年代以還逐一出現的「絕症」，以愛滋殺傷力最強，迄今年六月，全球因此致死的共二千五百多萬人（其中百分之六十六在非洲次撒哈拉沙漠），因瘋牛症病故的只有二百一十四人（英國佔一百六十八人）、沙士在二○○三年至今年中奪去九百一十六條人命（至○三年七月共死七百七十九人，其中中國三百四十八人、香港二百九十九人—以人均計香港情況最慘）、因禽流感死亡的二百四十八人；至於眼下困擾世人的豬流感，迄十月底大約殺死了一千二百五十人。當然，因疫症死亡的人，「一個也太多」，但和每年因普通流感（ordinary seasonal flu）而喪命的人每年平均在三十萬水平相比，這些奇難疫症的殺傷力顯然「不足為患」。事實上，大家在傳媒報道「疫情升級」的時候赴歐美旅行，均未見衞生當局「如臨大敵」的檢疫，那絕非這些極度重視人命的政府「見死不救」，而是面對這種種病源難明傳染渠道不明的世紀疫症，群醫束手，衞生當局便只能低調處理，以免浪費經濟資源之外還會引起大眾恐慌。政府能做的只是購買醫學研究一再指出其絕不特效的「特效藥」特敏福，和世衞組織與醫學研究唱反調一樣，政府這樣做的目的無非在安人心而已！

二、

政府雖然束手無策，近月卻不斷放出疫症將變本加厲的言文警告，警告也許來得正是時候，因為冬季是疫症傳播擴散較快的季節。大力宣揚一種無法克服的困難，難免會引起諸多猜測，甚難令人入信的說法是當局希望藉此令人民不再聚焦在經濟困難（及政制改革）上；似乎言之成理的詮釋則為這完全是生產「特效藥」的藥廠一手導演的好戲！不必諱言，當大眾的注意被疫症牽動時，政府便只有斥巨資購進「不一定有效」且有不少副作用（這是香港衞生當局原先要求市民注射特敏福前先簽「生死狀」的原因）的「特效藥」……。現代企業管理層必須首先向股東負責（業績不佳會失工作或失花紅），消費者利益次之；它們的游說者更是無孔不入，滲入決策層和立法機構，營造高危緊張情況以為促銷手段，一點亦不出奇。

一年死亡人數在三十萬水平的季節性感冒引不起大家關注，死了一千數百人的流行疫症則令全球如臨大敵，對病源不明的疫症做足防患措施當然是好事，但當中一些問題亦值得大家思考。感冒藥早已失卻專利，是人人可以製造的非專屬藥品（generic），這等於市場競爭性大無人能從中牟取厚利；但神秘疫症的「特效藥」只有極少數藥廠生產，誇大疫症嚴重性有誰受惠，不說自明。另一方面，在明知成效存疑的情形下，政府（各國，非獨指香港）仍大手購進，亦是不難理解，因為進貨愈多愈顯得政府關心子民的健康；此外，官員用的是ＯＰＭ，花起來當然更豪爽。美國政府購進值十五億美元（並聲明有必要隨時增資買藥）的特敏福，大大強化了奧巴馬愛民若赤的形象！

三、

十二月號的《英國醫學學報》（ＢＭＪ）發表一系列五篇長文（包括重要的〈特敏福真相？〉〔The Truth about Tamiful?〕），從各方取證，顯示並無科學證據顯示特敏福能預防、醫治豬流感，同時指出特敏福製造商羅奇（Roche）可能誤導（may have misled）政府和醫生；羅奇的回應是「公司從未隱藏任何與該藥物有關的資料」；但實情並非如此。

特敏福之所以被聯合國、政府及大部分醫生視為防治豬流感的特效藥，除了藥廠「落足工夫」，還因為得到一家以不斷對市上藥品進行分析的權威研究機構Cochrane Collaboration的肯定；可惜有關研究報告根據的原始資料大部分為羅奇贊助（出錢）的學術報告！此事被傳媒揭露後，Cochrane檢查有關論文，發現十篇肯定特敏福的論文，只有二篇在學報上發表。這種情況令Cochrane再組成研究小組，深入研讀有關論文外，尚向羅奇索取「所有有關特敏福」的資料，結果發現二篇否定特敏福有效的論文從未公開；更有甚的是，代羅奇撰寫「特敏福有特效」的寫手（公關公司僱員）對ＢＭＪ的訪員坦言羅奇交下的資料中的「主要資訊」，上司交代不得改動，而這些資訊由羅奇的市場推廣部提供。這位寫手因此運用對比法的寫作方法，先強調疫症的厲害，然後以唯特敏福能防治作結！

Cochrane的結論是，即使特敏福有助防治疫症，其效用相當有限（it is slight indeed）；英、美有關部門亦持類似看法，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ＦＤＡ）最終暫時批准醫生可用該藥於病情嚴重（who are at risk of dying）的住院病人身上！

聯合國、政府及大部分醫生對ＢＭＪ的報道和分析都未作反應！他們其實很難反應，因為這肯定無法為他們購買大量特敏福並向大眾一再強調其有效性開脫。

去年豬流感出現時，筆者便在這裏指出特敏福並非特效藥，所據當然是醫學研究報告；這一年多來，醫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交了白卷，這令各國政府在無可選擇之下仍只能以特敏福安民。

沒有真正有效的特效藥，大家只能小心保護身體健康及做足個人衞生，至於該怎樣做，你念幼稚園的小輩知道得最清楚。

林行止

志業民主徒勞 從政足以糊口

民主黨昨天召開的黨員大會，以大多數票否決了「五區總辭」的提議；雖然「五區總辭」的新聞擾攘多月、民主黨的有關大會為關心香港政事者所關注，然而，不管結果如何，只會影響民主黨與其他政黨的關係而無法左右香港政局。北京只准香港有花瓶式的政黨，其存在因此只有點綴民主而無實質民主的功用。

香港的民主踟躕不前，那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所致；殖民地時代沒有民主，回歸後的宗主國奉行一黨專政，中共除了有人民民主專政的口號外，怎會放行讓香港實現民主？幸好香港傳統的自由得以保持且在政治的風風雨雨中未致質變。

《中英聯合聲明》談判直至簽署期間，中國仍在經濟開放的路途上摸索，經濟成就遠不如今，國際地位更無當前的氣勢，加上「創滙靠香港」，令殖民者有為一九九七年後爭取香港「維持原狀」的機會；試想當年中國國力若像今日般——是美國的最大債權人、在世界舞台上擔當重要角色——她會遷就英方保持香港昔日的殖民地價值觀、一反港英傳統及北京原則走上「還政於民」政改之路的要求嗎？答案絕對是否定的，為什麼？其一是國人有財大氣粗（從經濟在某種程度要靠香港到成為香港的救援者，北京對香港的態度不可能不變）的根性，而中共則有權力一定用盡的黨性；其一是英國覬覦中國市場而不會忤逆中國意旨，當然更不會傾力為港人民主而力爭！正因如此，香港是福地這句老話，至今仍算靈驗。換句話說，香港之有今日，不是命也，是時也！

「泛民主派」要在政制改革中加重民主成分、規劃「普選路線圖」以定期普選立法議員進而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原是值得全體港人以至世界民主社會支持的；唯有如此，香港才不會那麼輕易走進三權合作的死胡同（筆者斷言，三權失去獨立性後不出十年，香港便會淪為第三世界國家城市）……。安於現狀及了解北京不會讓香港人在政改上採取主動的港人實在很多，這些人即使大都認同該有「路線圖」的主張，充其量亦只會作言文表態、在不記名投票時也許會投合眼緣的有關政客一票，卻很少會參與實際的爭取行動，使「泛民」堅持普選日期的政治訴求不易營造獲得廣大港人支持的社會效應。港人不是不希望香港能有較為民主的政制以抗衡北京的極權滲透，但在長期殖民教育下，向強權屈服、忍氣茍活已成為港人的基因，他們深切明白北京不會在「政制自由化」上開綠燈後，便不想在這件事上浪費心力！筆者曾有中國應考慮通過在香港實行樹懶式民主的想法，即把香港作為民主試驗場所，從中取長補短、去蕪存菁，假以時日，香港的政制發展應可為內地民主化的借鏡（最近的評論見二〇○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中國應在香港邁出民主第一步〉，收台北遠景社《四出採購》）。可是，經過習近平、曹二寶、程潔、張曉明以至吳邦國（揚澳貶港）的宣示，大部分港人已知香港在保持三權分立上的大勢不妙，而特區管治班子若不做乖乖牌（大家別再迫曾蔭權做非他權力範圍內的事罷），「見習班子」隨時各就各位。這種變化讓筆者知道自己的有關想法過於天真！

和孫中山搞革命的時代不同，如今別說與中共對着幹的事不會獲得海外人士（包括僑胞）的支持，扛着民主旗幟的西方主流社會亦會因為經濟利益而不願為此向中國發惡聲。因此，有違北京意旨的抗爭，不論理由多麼充分，亦只能孤軍作戰。如今的現實是，中國是大財主，人人在打她的主意，又怎會為了數百萬港人的一點點「民主訴求」而自斷財路⁉

有人曾經寄望天主教會會在抗衡暴政、爭取民主上扮演一個角色，這是八十年代天主教在歐洲成功掀起變天政治運動引致的美麗聯想。天主教對政治的立場也許沒有改變，惟歐洲與香港天主教所處的環境大不相同，絕對不能同日而語。歐洲有悠久的基督信仰傳統，教會在政治結構及社會層面上均有廣泛的影響力，潛在力量不可小覷；香港的天主教（及其他宗教）並無一教獨大的優勢，而國內的且在政府嚴控之下，香港教會因此在教堂外成事不易。陳日君樞機主教退休前，香港天主教會一度成為民主派的有力精神支柱，可是，如今的湯漢主教已不得不擠在以百計的人群中默默就道赴北京觀禮。湯主教比陳樞機世故圓融，知道在專制政權勢力範圍下，天主教的影響力極為有限。事實上，中共手上有一張可以令香港天主教會大大混亂甚至分解的王牌，如果香港天主教會介入與北京對抗的政治不知自拔，在香港成立—北京指使的或親中信眾自發北京支持—「愛國天主教會」，便非不可能……。筆者曾在友人間提及這種可能發展，有人說「哪裏有教堂？」「哪裏找神職人員？」這些都是舉足可蹴反掌可成的技術問題，教堂不過是一間建築物、神像聖圖只是匠人的手藝，哪有找不到的道理；何況若鬧分裂，現成的教堂亦可「易主」；至於神職人員，李儲文的例子足以說明一切，「聽黨的話辦事的神職人員要多少有多少」；而一向以虔誠天主教徒面目示人的行政長官曾蔭權，退休後出任「愛國天主教香港教區」領導人不是挺合適嗎？為了避免「愛國天主教」在香港出現，香港天主教在支持泛民的政治活動中淡出，可說是自保的明智辦法。

這麼說來，民主政治標的那麼難達，沒有蠢人的香港，何以又有那麼多人留在政壇尤其是北京不願見的政治圈子中？答案很簡單，在香港從政的機會成本很輕，這即是說，稍存政治浪漫思想且對現狀不滿的人，仍可藉從政作為謀生工具及揚名手段。

非常重要的是，北京雖視「民主搞手」如陌路，但最嚴苛的懲處不過是褫奪其回鄉證不准其回內地，而這點代價是不少人樂於付出的。看透中國為了「國際觀瞻」及避免激起大規模的街頭抗爭搞亂社會秩序令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其中一項好處是可以讓國內企業來港集資）褪色，中國及其在港代理人不會對「和平示威」動武（駐港解放軍的責守應該不包括鎮壓街頭運動）。不必高唱「為有犧牲多壯志」，沒有拋頭顱灑熱血之虞，令激進民主派「狀態大勇」。

在香港從政，以志業論，毫無前景，但就職業而言，則薪津優渥，當上議員，等於成為中產階級；那些八面玲瓏或善奉承或有才幹的，還可兼任私企的受薪職務，華屋名車，儼然躋身在資本主義社會不易攀登的中上階級以至「上流社會」。這種可帶來有形與無形利益的「職業前景」，對一般人確有重大吸引力。

筆者當然了解當前仍有一些人因為從政而犧牲了個人經濟利益，他們選擇這條「利他」之路的理由不必猜度，麥克思．韋伯（Max Weber，1864-1920）在《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說得甚明白：「政治生涯可以讓人產生權力感。知道自己在影響着別人，分享着統治他們的權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裏握着事關重大歷史事件的命脈，會令職業政治家超然於日常的瑣細事務之上，即使正式說來他僅僅是個地位平常的人。」若干法律精英在「二十三條」餘波蕩漾之際組公民黨，肯定不是熱血奔騰之舉，而是有與韋伯相類的想法，可惜事與願違，北京不喜歡不請自來的政客（因為摸不清其底細），對高聲揚言為港人爭取政治權利的舉措更為不滿（北京下放的權力是賜予而不是可以主動爭取的），令他們通住北京之路「路不通行」，不獲北京祝福，搞政治的誘因盡失，等於無法獲得韋伯所說的「虛榮」及滿足。筆者相信公民黨是香港最後一個精英政黨。

林行止

送禮與福利同調 送禮券效益較高

四、

人為什麼會送禮，華特福爾認為理由不外三項。其一是扮演羅賓漢，以你的「有餘」送給你認為「不足」亦即你以為他有「需要」的人，這也許可稱為「（財富）再分配」（redistribution）；其二是展示家長（或政府特別是福利主義掛帥政府）式的關愛，比如你以為後輩或窮親戚缺大褸過冬而送一件給他保暖；其三是對你所愛所關懷的人作出「利人」的無私饋贈（altruism〔利他主義〕，貝加在《家庭論》中已指出只有家庭〔家族〕中才有利他主義，對家庭以外是否亦有「利他主義」這回事，有待商榷）。

這種種動機都是與人為善的，可是，正如西諺所說，通往地獄之路由善意鋪成。私人間送禮，本是已成為社會行為標準的古老傳統，是常事甚至是應有之舉，可是，若把之與福利政府對其認為有需要的子民的「送禮」，比如形形色色的房屋津貼、糧票（food stamp；二〇○七年美國政府派發的「糧票」值三百餘億）以至若干年的免費教育（及學生的「免費午餐」）等聯繫起來，你便會馬上指出這種種「免費午餐」的效益，遠遠不如直接送現金更合市民心意及需要，因為市民對自己的偏好或需求比官員更清楚，遠的不說，免費教育的效用便及不上送出「教育券」，由家長和學生決定去哪家學校上學！

官員以為比人民精明，知道什麼對他們最有利，因此事事（尤其是行「仁慈專政」的政府）代人民作主；這種制度已受質疑，近年「小政府」思維在西方社會成為主流，便是民選政府在輿論指責下試圖修補漏洞、彌補缺失，但看大部分國家的財赤愈來愈多、愈積愈厚，便知貫徹小政府思維既不易行更難，揆其原因，還不是政府以為比人民精明因此要替人民出主意所致。送禮者的心態與官員相去不遠，造成私財公帑的浪費因而無法避免。

五、

《算死草經濟學》詳細列出世界各國的「假期消費」，讀者只要知道二○○七年人均消費最低是中國（四元，國人在我國傳統節日的消費不在計算中）及最高為挪威（二百八十八元）已足；美國的人均「假期消費」屬中等，為一百四十元，不過，饒是如此，身無長物（美國人大都負債纍纍）的美國人逢年過節時還是奮不顧荷包地送禮，即使必須「先使未來沒有的錢」，亦在所不顧。華特福爾因而喟歎，由於「假期消費」已成為「基督教社會的行為標準」，令美國人（和其他大部分自稱信奉基督教國家）不得不在假期送禮，即使負擔不來也照送無誤。曾幾何時，美國人都有儲蓄，把每月稅後入息的一部分「收藏於密」（layaway），但看中基督教「施予最樂」、「施比受有福」的教義，賓州卡萊爾銀行於一九○九年首創「聖誕購物戶口」，讓存戶逐日逐周逐月存入一定款項，作為聖誕購物送禮之資，這種作用與本港一度盛行的「月餅會」、「臘味會」相近的財技，其後經過華爾街財技高手多次改良，頗受人民歡迎，在一九三○年這類指定作為節禮的存款達三億元；如今雖然信貸易得，存款購物意義仍在惟作用不大，但這類專用戶口依然未完全消失，只是數目甚低，大概只有保守的鄉間老太太才樂於採用。

非常明顯，信用卡大行其道之後，消費者特別是視負債為理所當然甚且是抗衡通貨膨脹的有效手段的美國消費者，莫不「借」盡購物，這從美國消費者的信用卡欠款由一九七○年的二百億激增至去年近萬億（包括分期付款負債總數達二萬五千餘億）可見，而為了促銷，商店莫不高薪聘請廣告奇才設計廣告，鼓勵（說誘惑更恰切）人們購物「送禮自用」，結果人民負下天文數字亦不足以形容的債務之外，仁慈單純的「聖誕老人」亦因完全商業化而在不少基督教國家為主張「節儉過節」團體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負下一身債務還要「送禮」，而且是浪費率甚高的「送禮」，華特福爾當然主張「少送為佳」，但聖誕無禮物有違基督傳統，西方民眾特別是商家必然誓死反對，而不送禮給有需要的人，的確無法體現人間溫情，因此，作為一個精打細算思想周密的經濟學家，華特福爾建議應以「禮券」、現金券或現金代之（注意，你不能送現金給戀人！），那些用不完即仍有餘額的「禮券」（及「現金券」），過去往往成為發券公司的額外利潤，他建議應立法規定有關企業把之送給慈善機構，後者集腋成裘，購物饋贈第三世界國家的兒童！

六、

雖然「聖誕送禮」之俗不會消失，但筆者相信作為一種促銷手法，「聖誕送禮」的黃金時代已過，一來如今物質豐盛，大部分人過的是「天天過節」的生活，逢年過節對「禮物」沒特別期待和需求；二來兒童對坐鹿車送禮的聖誕老人那份期盼與喜悅，已因資訊發達及通識教育普及而失去神秘感，與之而來的刺激性亦降至最低，昨天gizmodo.com發表二幀英國貨運中心聖誕禮物堆積如山混亂不堪工人忙個滿頭大汗的情況，小孩看了，「聖老」從北極送出禮物的神話必定破滅，他們對禮物的興趣肯定降溫！當今之世，世上最大的消費國是中國和印度，前者屬無神論，後者是多神之國，聖誕節對她們都沒有特殊意義，期望這兩個人口大國的「刺激消費」政策帶動消費再掀聖誕送禮熱潮，是不切實際的。

順便一提，密歇根大學的克魯格（D. Kruger）教授，在十二月號的《社會、進化及文化心理學學報》（《Journal of Social, Evolutionary and Cultural Psychology》）發表論兩性購物行為的論文，以達爾文的進化論剖析今日男女消費者逛商場的「購物策略」，結論讀者均瞭然於胸，此為盤古時期女主採擷植物「嘗百草」男主狩獵的生活形態影響了現代女性在商場東挑西擇先試後嘗猶豫難決，與男性確認購物目標後「進入商店買後即退」（get in, get it and get out）的「購物策略」大異其趣……。因此，克魯格認為夫婦若避免不了同去購禮物，最好「先此聲明」，以免在人頭湧湧的商場中爭論不休！

送禮還是折現．二之二

林行止

感情增值？純屬浪費！

一、

主張聖誕毋須送禮不遺餘力的賓州大學華爾頓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華特福爾，十一月中旬出版一本文本只有一百四十五頁的袖珍（大約四吋乘六吋）精裝書《斯克魯治經濟學》（J. Waldfogel:《Scroogenomics》，普林斯頓）；斯克魯治（Ebenezer Scrooge）為狄更斯一八四三年名作《聖誕述異》（《A Christmas Carol》）主角的名字，業高利貸，生性貪婪、孤寒（典型事例是為省醫療費要等未婚妻痼疾痊癒後才結婚，結果她移情別嫁他則終身未娶）、不過節（遑論送禮）、刻薄下屬，最後「聖靈」報夢（「述異」之譯由是而來），陳以利害、曉以大義，他頓覺昨非，終成為慈善家……；但斯克魯治已成為吝嗇鬼的代名詞，不僅一般字典收此字，《倫敦時報》還舉辦年度「孤寒比賽」，讓讀者選出年度內「為善後人」的富翁和企業，這項「比賽」便名之為Scrooge of the Year。華特福爾的書雖以斯克魯治為名，惟看內容，譯為俗話的《算死草經濟學》最傳神，惟稱《節儉經濟學》亦無不可。

華特福爾從經濟學的成本效益角度論送禮—特別是聖誕節送禮。筆者數度在本欄提及（最近的二次是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及○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的「送禮經濟學」，便本是其九十年代初期在《美國經濟評論》所寫的《聖誕節的全損失》（《The Deadweight Loss of Christmas》），他新出這本小書，正是從這篇論文衍化、擴充而成。按Deadweight loss為經濟學術語，是指甲的虧損不能為乙之所得抵銷的損耗，舉例而言，甲消耗的金錢落入乙的口袋，即甲之所失是乙之所得，此為甲的損失而非全損失；只有甲的金錢被火燒掉或「丟落鹹水海」，在此過程中，金錢不見了而無人受惠，才可稱為全損失。準此，華特福爾論證送禮衍生損失而無人得益，因此配稱全損失。

二、

送禮—互相送禮（來而不往，非禮也）—已有悠久歷史（筆者在上述及較早前的評論已有申述），而送禮包含濃厚溫馨的親情和感情成分，這些當非經濟學所能闡釋也不一定為經濟學家所理解；撇除這些很難量化的人情因素，經濟學家觀察送禮行為，發現它造成驚人經濟浪費。華特福爾不嫌煩瑣，爬梳分析統計數據（頁二十三至二十八，其細膩處看得人頭昏眼花），去除種種經常性開支，得出○七年美國人用於「假期（感恩、聖誕、元旦）消費」為六百六十餘億（〔美元．下同〕不包括汽車、汽油及餐廳的總消費高達四千七百五十多億）。這即是說，期內消費者一共購買值六百六十餘億的禮物，除極小部分作為自用，其餘都作為「送禮」；在對他的學生作出連串實證調查後，華特福爾得出禮物的浪費率達三分之一。他的調查顯示一件值百元的禮物，對受禮者來說，「作最樂觀的估計」只值六七十元，那意味六百多億禮品的「實際價格（不是價值）」在四百億水平，其他二百多億被虛擲。作者指出，如果政府被「反對政府浪費公帑市民協會」（ＣＡＧＷ）查出浪費這麼大數目的款項，要求負責官員辭職之聲必然響徹雲霄，可是，大家對在送禮過程中的巨額金錢流失卻不知不覺、視若無睹以至無動於衷！

溫情真是無價？

三、

筆者指經濟學家不一定能理解禮物中的人情成分，不等於經濟學家放棄以理性角度對此牽涉數百億「大問題」進行分析。根據經濟學原理推斷，你接受一件市價千元但你只願付五百元購買的禮物比如一件恤衫，等於有五百元被浪費了；可是，一旦加進感情成分（感情之厚薄，視送禮者與受禮者關係的親疏而定），這件定價千元的恤衫的總「價值」也許達一千二百元，這等於送禮增加而非摧毁禮物的價值。

然而，這種「感情增值」禮物只有在這件禮物確為受禮者所喜，才有現實意義。換句話說，如果以濃情厚意送出的禮物正合受禮者心意，比如為他日夜所思欲得欲買之物，他對你會感念不已（加上感情的增值價可能不只一千二百元！），可是，這件禮物既可能並非受禮者夢寐以求之物，亦可能受禮者早已有之，則此物品的實際價值便大降。在現實生活上，由於真正資訊難求，送禮者與受禮者互不了解導致「送錯禮」的情況極之普遍，送禮遂造成重大經濟浪費！華特福爾十二月四日接受彭博的訪問時，甚且稱「假期消費」為「摧毀價值的狂歡」（orgy of value destruction）。

化解這種經常出現的「不經濟」情況的最佳途徑莫如送出沒有指定用途的禮券或索性以現金（券）代之！

送禮還是折現．二之一

林行止

失收兼貶值 港人食貴米

一、

周一在紐約「路透社投資前景峰會」上，專家們對投資前景各自表述，似無共識，但有些意見值得仔細聆聽。「美元弱商品期貨價格必升」雖非「誤信」，卻有其局限處，令筆者入信的分析是，和其他投資市場（如債券和證券）比較起來，商品期貨市場規模甚小，這等於說只要有小部分資金抽離其他市場流入期市，無論黃金、白銀、石油以至五穀都會升個不亦樂乎；另一方面，經受不起資金成本近零的誘惑，不少投資（機）者借下巨債入市（包括進行貨幣套息交易），這種情況令任何利好美國經濟的訊息都足以成為「淡友陷阱」！筆者常說賺錢是世上最艱難的事，當前弱美元的趨勢雖極明顯（不少人看一美元兌八十至八十五日圓會持續一段長時期），然而，如果負債尤其是「借盡」入市，一個小風浪便足令人滅頂。

昨天《東方日報》有題為〈米價搶高每公噸千美元〉的短訊，指出過去一周進口的泰國香米批發價急升百分之五至十，「現價每公噸九百五十美元，農曆新年後零售價有加價壓力」。九龍總商會副理事長李廣林認為這是印度、菲律賓以至南美地區穀物失收有以致之；李氏沒有指出的是，港元隨美元持續貶值，令以美元定價的物價相應上升，港元被美元牽着鼻子走，港人無法不食貴米！

食米是香港人的主糧，只是隨着近數十年的經濟繁盛，港人食物多元化（偏向雜食）、飲食習慣西化，而近年不少港人有「吃飯致肥」的誤信，相信香港人均耗米量大幅下降（也許統計處有有關資料）；事實上，人均收入大幅提升的結果必然是食物開支佔家庭總支出的比例下降（大家還記得「恩格爾定律」〔Engel's Law〕嗎？），這意味米（及雜糧）價格高下對民生的影響已不若七十年代以前重要。

二、

和大部分商品一樣，弱美元加上供不應求，近月來糧價上升趨勢明顯，從走勢圖看，公噸大米價有可能衝破二○○八年五月創下的高價一千零三十八元（美元．下同）—讀者要留意的是，當年創下新高後，米價便拾級而下，最低每公噸曾見五百二十五元，僅為最高價之半！

近期米價「升勢可人」，除了美滙因素，主要還是世界第二食米生產國印度歉收（失收的稻田在六百萬至三千二百九十萬公頃之間；減產數量二千萬公噸、減幅百分之二十四），總部設於馬尼拉的國際稻米研究所（ＩＲＲＩ）十月的世界糧產報告，指出二○一○年印度必須進口三百萬公噸大米，此為這個食米出口國自從一九八八年以來的首次。

無獨有偶，南美三個大米主產國巴西、烏拉圭和阿根廷，○九—一○年度亦因部分地區旱災加全國水荒而失收，令國際大米供不應求情況愈趨緊張。以巴西為例，是年度進口白米（milled rice）將由去年度的八十萬公噸增至九十萬公噸，而其出口的半熟米（parboiled rice；蒸後去穀的米據說更易保存和營養較高），期內則由七十五萬公噸減至五十萬公噸。

大旱令農作物失收，水災亦有同樣效果。九月以來的二次大風災帶來過量雨水，摧毀了大片菲律賓稻田，今年大米歉收達百萬公噸，她因此不得不把明年食米進口量從今年的一百七十八萬公噸提升至二百萬公噸；其他因天災（及人禍）而糧產萎縮的國家（和地區）還有台灣、伊拉克、日本、南韓、尼泊爾、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及泰國；糧產仍有增加的只有越南、馬來西亞和印尼—由於雨水不足，印尼今年可能無法完成年產大米四千萬公噸的目標，果如是，其食米出口量便會自動向下調整。

氣候反常—未知與溫室效應是否有關—淡水不足，在在令世界糧食失收，與此同時，人口增長加上新興國家人民豐衣足食意味消耗糧食增加，結果令糧價節節上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ＦＡＯ）編彙的食物價格指數（Food Price Index）○四年初至今年九月已升百分之三十六，同期肉價升百分之七、牛奶產品升百分之十八、加工穀類食品升百分之五十六、脂肪升百分之二十五……。

中國今年天災連連，特別是旱災令近二千頃農田報銷，農作物產量肯定遜去年，加上耕地面積大幅萎縮（一九九九年以來耕地減幅約二成，目前為一億二千一百九十萬公頃—低至一億二千萬公頃農作物將嚴重不足），最新消息是今年玉米產量可能從去年的一億六千五百九十萬噸降至一億四千四百萬噸，跌幅百分之十三，這將令中國玉米無法自足而必須進口；經濟開放人民物質生活大為改善，最顯著是人均肉食大幅提升，一九八三年人均年消耗肉類十六公斤，今年已達五十三公斤；為滿足人民肉食需求必須飼養大量牲口，而牠們的主食是玉米！

大米玉米價格上揚對人口大國如中國和印度都大為不利。

林行止

黃金對沖指數應市 金價稍挫後市強勁

一、

本月三日，標準普爾推出標普五百黃金對沖指數（Gold Hedge Index，ＧＨＩ），供投資者買賣，這意味證券投資者可通過持有黃金指數合約，以對沖疲不能興的美滙，為了防止「賺股價蝕滙水」，如此部署大有必要；標普的「創舉」，為投資者提供最大方便。

這種投資新工具的含意至為明顯，此為標準研究部門認為美滙跌金價漲是未來一段長時間內難以逆轉的大趨勢。據標普網站公布的資料，以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為基數一千，到今年十一月底，ＧＨＩ企於二千四百水平，而標普五百指數不足一千，過去十年，金價跑贏股價，十分明顯；即以今年為例，前十一個月標普五百指數升百分之二十四點○七，ＧＨＩ升幅則達百分之六十六點四六。就投資角度，股票與黃金孰優孰劣，是顯而易見的。與此同時，標普宣布委任ＵＢＳ推出以ＧＨＩ為基礎的基金，新一輪炒賣黃金的熱潮相信正在醞釀。標普作出這項本地傳媒似未予重視的宣布後，黃金即日創下盎斯一千二百二十六元（美元．下同）的新高，但翌曰「旋即急挫至一千一百四十八元」，卒以一千一百六十一元收市。金價的反應，與友人（投資分析員）周四電郵筆者的訊息吻合︰「太多有利黃金的消息接踵見報，逆市而行者（Contrarian）用武有地；好消息令金價升至危險地帶，應靜待入市價位的出現」（there will be better entry levels）；他沒有說什麼價位有吸引，這其實留待投資者自決最恰當。

筆者看好黃金，非自今年始，近期曾數度為文重申前議，皆因了解奧巴馬政府已放棄強美元政策；目前美國經濟病入膏肓，雖然保守派的藥方是減少消費增加儲蓄（果如是，當前的經濟便肯定步入衰退甚至蕭條），但即使此方有效，其奈遠水救不了近火何。因此，救急也許還是治標之方，是貫徹弱美元策略，美元貶值，進口貨尤其是美國全力逼其貨幣升值的中國貨出口價格上揚，已無餘資且實質收入在下降中的一般美國消費者無法消受，被迫少買進口貨；另一方面，美國貨出口價相對強勢貨幣相應下挫，其在出口市場佔有率必然提高。一入一出，美國的外貿逆差便有望改善……。基於這種經濟學一○一的推理，筆者相信弱美元之勢已成，加上受美國的感染（其實是藉此以抗衡美元），世界各國包括中國莫不大印鈔票，在這種情形下，包括黃金在內的商品期貨均易升難跌！

吸取過去看好油價而未能及時要投資者獲利回吐的教訓，筆者現在要提醒讀者的是，若已在低價陸續持有黃金，應於認為「已有合理利潤」的價位「計數」，雖然基礎因素在目前價位水平仍看好金價，但「世事難料」，若已有相當盈利便不宜太貪婪！

二、

十一月十一日筆者在這裏分析金價油價，說「料中國會向市場或國基會購金」，果不其然，十二月四日本報畢老林在「投資者日記」中引述國資委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季曉南在昆明論壇上的發言，他提議中國在未來三、五年內增加黃金儲備至六千噸（目前有一千零五十四噸），在八至十年內也許應增至一萬噸。以現價計，六千噸黃金約為總外滙儲備的百分之十，以國際水平衡量，不算多，但此數已約為明後二年世界黃金產量總和！要購進如此巨量黃金，僅在公開市場進行是不可能的，相信中國會「情商」美國、國基會及若干歐洲國家「讓金」。當然，季曉南從「產業安全」角度建議大幅增持黃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未來若落實，購金的數量肯定有伸縮餘地，因為購進如此巨量黃金，必會刺激金價飛升。因此，直率作這類公布，對本國利益不利。

中國肯定會增持黃金之外，尚有多國亦在這樣做。根據世界黃金協會的數據，金磚四國的俄羅斯上世紀末黃金佔總儲備百分之二十四點六，目前減至百分之五點六；期內印度存金佔總儲備的比率由百分之八點二降至百分之六；中國的則從百分之二點一挫至百分之一點九；而巴西的黃金少至只及儲備百分之一。中、印、俄持金比例下降，主因是外滙儲備大幅增加，相對之下，黃金比例遂降。換句話說，僅因為外滙突增，她們已有必要增持黃金，何況現在還有對沖美元的大問題，其大購黃金，便勢所不免。國基會沽售一百九十一點三噸黃金的計劃未變，看來這批黃金有多國競投。在過往一段長時期，國基會或其他國際機構以至央行售金，對金價均有負面影響，但現在的影響是「積極」的。這即是說，拍賣黃金必然賣得好價錢，因此每次大規模售金都是金價上升的先兆！目前世界央行平均持金量為儲備百分之十點三（歐洲數大國的平均數達百分之五十九點七），金磚四國要向之看齊，黃金供不應求情況必更嚴重。

紙幣尤其是美鈔不值錢，不但令央行增加黃金儲備，民間亦默默購金以保值；紐約ＣＰＭ集團估計今年世界各地對黃金的需求，比去年增百分之二十一，達五千二百三十萬盎斯（約合一千六百二十七噸）；而此中以中國人購金潛力最大，因為目前全民儲蓄約合三萬八千億美元，惟其中只有百分之一左右是黃金，此比率只要提高至百分之五，便等於要購進五千噸黃金！

美國濫印鈔票，必然導致包括黃金在內的百物騰貴。

林行止

杜拜聲譽一朝喪　海灣市場存風險

去夏與友人赴東非，路過杜拜，作短暫勾留，最刺激的是在四十度酷暑下乘「悍馬」（Hummer）漫遊位於市區的沙丘；當時此海灣小國看起來有如一個正在日夜趕工的大地盤，到處塵土飛揚，空氣之劣甚於冬日的香港；而無處不在的五星酒店似空空如也。從導遊口中，知道來此淘金的外國專才相繼棄車離去（把未供斷的汽車泊於機場停車場然後登機回國），預示此地經濟可能發生問題。

杜拜本身並無油產，其投資資金皆來自阿布扎比及對外發債集資。筆者本來以為這是不錯的主意，對持有巨額美元儲備的阿布扎比來說，與其購進美元歐羅英鎊債券，何如借給兄弟之邦大搞建設，讓其建成海灣地區娛樂、購物、金融、文化以至陽光與海灘俱備的集創富、消費及消閑於一地的區域中心，在正常情況下回報肯定不遜於債券孳息；可惜與所有「過度」投資的個人、企業以至國家一樣，杜拜終於在「金融海嘯」衝擊經濟活動全面萎縮下不得不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要求債權人寬限還款日期，把於年底到期的債務還款期「順延」至明年五月底。債務人「有難」要求遞延還債期，值此金融市場多災多難之際，本是常事，只是杜拜的宣布出其不意，事前不僅並無徵兆，當局且曾輕易集資應急並大言炎炎表示並無周轉不靈困難，對此突如其來的舉措，債權人於吃驚之餘，還有被蒙在鼓裏受欺騙的感覺。這一天，杜拜酋長及杜拜世界主席等重要人物都在回教聖地麥加的阿拉發山（Mount Arafat）朝聖，「上主」會否賜福保他們安度難關，現在仍是未知之數，但他們的「銀主」肯定會窮追猛打以示對股東負責!?

金融市場對杜拜無力還債的反應十分正常，阿布扎比股市指數在短短三天內從去年十月創下的高點急挫百分之二十一強；世界金融中心股市亦聞聲而跌，但不少隨即回揚，支持大市回升的原因為杜拜是小地方，負債約八百億（美元．下同），看似大數目，實際比不上歐美一家銀行的債務，國際投資者見慣大風大浪，因此不必大驚小怪；此外，多國濫發鈔票造成國際熱錢泛濫的情況並未因此事而稍有改變，這等於熱錢到處流竄追逐投資參與投機的情況依然。大市於焉回升。

雖然杜拜政府全資擁有杜拜世界和棕櫚島集團（Nakheel），但在技術上它們並非國營企業，不過，由於政府全資擁有，令投資者—包括對其提供融資的銀行—均有視之為國營企業的聯想，這真是「美麗的聯想」。杜拜財政部公開與這些由政府全資擁有但以企業形式經營的公司劃清界線，等於要它們自負債務，杜拜的聲譽因此盡喪；而銀行界對波羅的海諸國、匈牙利以至希臘等國的類似債務結構，難免憂心忡忡，進而拖累金融市場，在所不免。

以滙豐為主的世界級銀行何以會對杜拜貸出巨款？答案很簡單，因為大家都以為有阿布扎比為後盾，杜拜斷無無法還債之理；此外，其硬體建設之宏偉，還有多項大破世界紀錄的建設，令人為之目眩，在風調雨順之日，杜拜肯定可從中獲得重大經濟利益；杜拜政府看透投資者心態，近年積極引進普通法，多名香港法律界人士熟知的英國法學名宿，都被羅致往當地當上訴庭及仲裁法庭法官，投資者信心大增，不在話下；二○○八年，杜拜在世界經濟論壇的競爭力排名榜上位列第三十一，今年跳升至第二十三位（期內香港的排名第十一不變），其在海灣地區一枝獨秀，為投資者垂青，不難想像。

杜拜集下巨資後，除了在本土大事建設，還在世界各地作多項令人矚目的重大投資（頗如八十年代的日本投資者），這與雷曼兄弟借進短期債務從事長期投資購進難套現資產（illiquid assets）一遇逆境極易出事，如出一轍；和雷曼相似的還有，杜拜世界等企業亦不相信政府和同業會袖手不救，因為這會拖累它們捲入債券漩渦難以自拔！雷曼的估計出錯，政府和華爾街終令其自生自滅，現在杜拜的「財政後台」阿布扎比政府亦不肯無條件支持。在雷曼和杜拜身上，「大得不能倒閉定律」失效。

去周五《金融時報》透露杜拜「可兌現」（realizable）資產達七百五十億，但受其無力還債的影響，未來售價可能在五百億以下，這還是樂觀的估計，因為「大出賣」從來不會賣得好價。如今金融界殷切地期待阿布扎比政府出手，可是去周五路透社消息指該聯合酋長國政府發言人說他的政府正在審查杜拜的投資項目，而且會與之「逐項商量」，這雖然不意味阿布扎比會「包銷」杜拜資不抵債的資產，惟有投資專家指出這是阿布扎比賤價收購杜拜手上皇牌資產把油元直接變為持有多元投資項目的最佳機會。果如是，便可算在某種程度上化解了一場國際金融危機，確是利人利己之舉。迄今年六月底，阿布扎比主權基金坐擁六千三百億資產，這些都是從出售石油和煤氣的所得；該國的石油及煤氣蘊藏分別佔世界總量的百分之七點八及百分之三點五。

阿布扎比不但依然多金，其能源收益仍會源源而至；相信海灣市場經歷金融陣痛後，很快恢復正常，這等於說經過一輪恐慌性拋售後，該地股市不難喘定，譚寶屯基金的新興市場專家莫比亞博士去周指出該區股市已超賣，一些物業股如Emaar地產已值得購入；其說不無道理，但物業市場是「風眼」所在，變化仍大，筆者反而以為一些能源公司如Industries Qutaral及Dana Gas值得考慮，它們的盈利來自能源、商品及工業，與陷入困局的杜拜世界及棕櫚島集團無關。

不過，現在是否已是「擇肥而噬」的時機，有待商榷，因為昨天《倫敦周日時報》獨家消息透露，杜拜酋長穆罕默德私人投資工具杜拜控股（Dubai Holding）過去數年在世界各地「亂投資」，負債一百二十多億，其中十八億於明年初到期，其能否如期還債，已引起債權銀行（主要為滙豐及皇家蘇格蘭）憂慮。如果稍後亦要「遞延還款」，恐會掀起新一輪恐慌拋售……。雖然急跌後有不少「投資機會」，但由於大局未定，即使經不起暴跌後低價的誘惑，投資者亦只宜以「零用金」入市。

林行止

示範覓菌 狗隻優為

三、

克羅地亞物產不算豐富，惟以海產出名，以其漫長的亞得里亞海岸及沿岸眾多小島皆盛產魚及貝殼（未曾見的似乎是蟹），應該強調的是，這裏的海鮮在海裏的確十分肥美，一入廚房，便被糟蹋掉；此地雖近意大利，其烹調亦有意風，然而吃起來渾不是那回事，我們多次在名店晉食，可惜所有海鮮都吃不出味道（也許該說是同一味道），不同的魚、蝦和魷魚與淡菜等共煮，調味品與火候相同，你說「可口度」有多高？如果有粵廚來此開業，當有用武之地；不過，這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以廣東人的烹調方法不一定適合土著和歐美遊客的口味。尚幸筆者對克羅地亞的菜餚沒有任何期待，能夠在貝忒（Bled）和杜布隆尼克（Dubrovnik）吃到「合格」的菜式，而專程去Ston品嘗薄有名氣的Ston蠔（其殼比常見的蠔軟）亦不算差，在食方面，總算沒有失望。

克羅地亞雖以山光水色聞名於時，但我們—最低限度是筆者夫婦—此行的目的在入林覓松露菌。克羅地亞盛產松露菌，歷史悠久，然而她被寫入松露菌地圖，還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的事。這即是說，對不是職業食客如筆者，與聞克羅地亞松露菌，最多不外是十年左右而已。

多年前在意大利托斯干山區初嘗剛剛「出土」的白松露菌，為其幽香傾倒；新世紀以來，筆者和友人多次組團在歐洲山區步行，便有在林中碰上覓菌者的期待，當然完全落空；為了一窮究竟，筆者數度要求嚮導組織一次覓菌行（truffles hunting），都無下文，以成行不難但無法保證有收穫，「在商言商」的嚮導當然不想客人掃興，遂不了了之。

此次來盛產松露菌的克羅地亞，當然要一嘗夙願，旅遊公司一口答應，但聲明是示範（demonstration）而非尋覓（hunting），橫豎什麼都未試過，這個主意聽來亦不錯。示範的做法是覓菌者（hunter）在此前把松露菌埋於地下，然後於旅人面前放狗入林尋覓。那天早上在斯洛文尼亞遊覽了世上最大熔洞Postojna Cave（軟體服務如洞中有軌電車驚險百出大有改進餘地）之後，我們重回克羅地亞的伊斯特里亞（Istria）半島，此地與意大利既為近鄰又與威尼斯隔海相望，「風光如畫」，為最熱門的旅遊地點，惟此時已非旺季，不見什麼遊客；我們在小村Livade郊區落車，其時大雨方歇，泥濘滿地，我們被領進入樹林，覓菌者早已帶領二狗「恭候」，彼此寒暄後便放狗覓菌，狗隻在濕漉漉地上左嗅右嗅，不數分鐘便有所得，覓菌人以說時遲那時快的速度，把松露菌從狗口中奪回，在胸包中取小塊麵包作為獎勵；覓菌者給筆者一粒大小如栗子的白松露菌，要筆者隨意把之埋於在狗隻視線外勿超過一呎深的泥地下，然後放狗覓之，筆者埋菌後覆以厚厚的落葉，也許埋得較深較隱蔽，二狗忙嗅十多分鐘才得之；而期間牠們發現一粒亦如栗子般的黑松露菌，是意外收穫。此次示範在一片白橡林（White Oak，克羅地亞文Bijeli Hrast）進行，這令筆者對把truffle譯為白松露菌是否正確存疑，因中文會使人聯想到唯有松下才有此菌類植物，事實並不如此。

四、

克羅地亞盛產松露菌，黑白皆有，且質量極高，堪與「世界第一」的意大利阿爾巴（Alba）的出產相比。該國於一九三○年前後開始「發掘」松露菌，所得幾乎全部賣給意大利和法國的餐廳，直至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日餐廳主人（我們覓菌後往其同名餐廳午膳，吃的當然是白松露菌餐，但無論餐廳氣派、侍應服務手法以至食物的烹調，均遠遜幾乎是同一批遊伴年前在Alba地區所吃的一頓）兼松露菌批發商Gianearlo Zigante攜狗入林，在Livade附近一條小村找到一粒重一點三一公斤（二點九磅）的白松露菌（據說有史以來最大，已載入《堅尼斯紀錄大全》），Zigante是日為這粒「白鑽石」在他餐廳開百人宴，讌請地方「官紳名流」，轟動全球飲食界……。Zigante現在經營克羅地亞松露菌批發公司Tartufi Zigante，去年收購的白松露菌七百公斤、黑松露菌三千五百公斤，佔該國松露菌總產量九成！

筆者初聞二十一世紀前克羅地亞的松露菌幾乎全部出口的訊息，以為不太可能，後來讀《性．死亡和蠔》（R. Walsh:《Sex, Death and Oysters》, 09），才了解產地人民不嗜當地特產是常見的事（物在鄉賤！）。喜歡蠔的人大都知道英國告爾徹斯特蠔（Colchester Oysters）是蠔中上品，以其流入北海的River Colne河水冰寒徹骨令蠔特別甜美，千餘年前羅馬皇帝認為是天下第一妙品（above all others，羅馬士兵把蠔存入透氣麻袋綁在船邊浸於海中帶回羅馬），今之老饕亦讚口不絕，可是告爾徹斯特並無一家食肆供應蠔，當然更無「專門店」，與這美國作家碰面的「土著」都不知有蠔遑論吃過（頁一○七—一○九）……。克羅地亞人對松露菌興趣缺缺，不足為奇。

搜索松露菌本為豬的強項，以其散發有若母豬春情期的氣味（松露菌壯陽說由此而來），對豬尤其是公豬特別敏感，但亦因此豬一發現松露菌便有拚死吞噬的衝動，經常因爭奪「戰利品」而令主人受傷！十八世紀，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德國和巴爾幹半島的農人已懂得訓練狗隻代行豬職，惟狗對松露菌的敏感度不足，需要從小訓練；其法頗類今日訓練嗅毒品的警犬，都是先讓其熟悉松露菌的味道，然後把之藏在袋中再後把之埋在地下（見三名紐西蘭〔已發現松露菌〕學者的《Taming the Truffle》，○七年；事見第七章）……，受過良好訓練的狗能在五十公尺外及地下八吋聞得松露菌氣味。由於狗並不特別喜歡其味道，因此樂意與主人交換「獎品」。因為這種緣故，如今狗已成為尋覓松露菌的主力。

據說目前克羅地亞有二千至三千名覓菌人，但天天出發的有千名左右，後者的收入每月約六、七百歐羅，與該國白領的平均月收相近；當然，他們只不過帶狗入林散步，工作遠較輕鬆。

本文見報時，筆者與內子已與友人在法國西部鄉下「尋菌」，不過此行是看看鄉間松露菌市場的運作情況而非帶狗入林，如有所見，當為文記之。

西巴爾幹遊食．二之二

‧筆者外遊未回，本欄暫停數天。

林行止

風物秀麗 文思枯竭

一、

十月中旬和友人去了一趟西巴爾幹半島，走馬看花地遍遊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一國二府，近日傳在內戰邊緣）、斯洛文尼亞、黑山及克羅地亞。上述四國是一九九二年南斯拉夫正式解體成為六國中的四國，其餘尚有馬其頓和塞爾維亞（分二個自治區）。南斯拉夫「六國咁亂」，正是獨夫一去，大樹飄零的寫照；鐵托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年任總統期間，鐵腕治國，把斯拉夫各小國統一起來，組成一個聯邦大國；八○年五月去世，南斯拉夫便走上分崩離析之路！

雖然九十年代初期此地因種族衝突爆發引致西方國家介入的戰爭，不少地方特別是波斯尼亞和黑山如今仍隨處可見炮火槍彈摧殘的頹垣圮塔，即使表面看一片祥和的克羅地亞首府薩格勒，我們在大街蹓躂，導遊也會突然在一個「潮人」熙攘的新「蒲點」冒出一句「此地曾血流成河」……，走在波斯尼亞受獨立戰火摧殘的Mostar街巷上，沿途小攤子擺賣炮彈殼改裝的玩具和槍彈殼改成的筆桿，令人對戰爭殘酷戰火無情留下深刻印象。

不過，這種種不愉快的戰爭痕迹並未敗了我們的遊興，以大多數參加過這場內戰的「土著」不欲談此傷心往事，而在陌生旅人之前，他們對政治的表現是輕描淡寫，並不熱衷。這幾個前南斯拉夫聯邦小國水秀山明，真正是國破山河在，而由於「開放」稍遲，受商業化荼毒未算深刻，有很多令遊人滌盡煩囂的天然景致和發思古幽情的山道廢墟。

南斯拉夫的山水以保持原始風貌聞名於世，歐洲十大景點中，此中華島（Hvar）與貝忒湖（Lake Bled）佔其二。無論在島上、湖濱或港口的沿岸道上，俱見雲淡天青、蒼巒環翠，綴以黃紅綠相間的初秋葉色，令人悠然；那些被內海湖泊包圍的小城古鎮，雖無亭台樓閣裝點，卻有遠近教堂尖頂聳立相襯，高高低低的紅瓦小屋，在偶聞迴盪的鐘聲裏，臨江清澈，游魚可數，恍若此中有靈，呼之欲出；偶遇斜陽銜山，餘暉被天，倒影入湖，真不知人間何世！鐵托統治南斯拉夫近四十年（從總理到總統），在國內建有別業十餘處，其一正是我們在Bled湖入住的酒店The Vila Bled Hotel，酒店位於湖心小島，其外觀其裝潢都算不上奢侈華麗（頗如內地的國賓館），惟石牆掩映在樹叢之中，而湖光瀲灧、水不興波、一望皆綠，別具幽雅之趣；酒店內有星級餐廳，上菜略慢惟烹調水準不差。

寫到此處，有三點感想。第一是「商業化」的確破壞了山水的原貌，然而遊人都是「商業化」的一部分；在保持原始風貌與推動旅遊之間該如何權衡輕重，與農作物應否放棄化肥回到從前的有機化出產帶出的問題相近。

第二是天下勝景一樣秀美，上文所用的形容詞大都是拾先人牙慧（記不起做「文藝少年」時在什麼遊記之類的文章看過），但又覺頗為合適，尤其是遊伴眾口一詞，認為克羅地亞高原地區比域治國家公園內已被聯合國列為自然保護區由十六個湖泊組成的Plitvice湖，其山光水色以至湖泊布局，實與九寨溝非常相似，當然此地遊人尤其是現在已過旺季而不及九寨溝之十一，對九寨溝讚美之詞用於此地，一樣貼切。寫慣論說文的筆者，寫遊記無法跳出先人窠臼，以珠玉在前絕不易有所創新。

第三是此間的海水湖水河水皆清澈見底，游魚游弋，一一可數，遊人近觀，游魚滙聚待食……。這令筆者想起「水清無魚」這句成語，便如「枯木逢春」和「滴水穿石」（本報「商思話」欄主人程逸多年前已指出其謬誤，以水滴於石必成水窪而無法穿石）一樣，均為文人雅士想當然之作，與現實並不相配。「滴水」固不能穿石，根先腐而後木枯，「枯木」當是死木，又怎會在春天再發新枝？「水清無魚」當然亦是笑談！

二、

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的內戰，令這幾個從南斯拉夫分解出去的巴爾幹半島小國，錯失了柏林圍牆被推倒後第一波經濟開放的好處，此後大局初定，外國遊客和外國投資陸續而來，但由於起步較遲，其經濟發展遂比其他變天的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略遜。

據二○○八年資料，在這數小國中，以自然美景為人樂道的克羅地亞經濟比較發達，惟其工、農業均乏善足陳，經濟支柱是旅遊，其服務業佔GDP百分之六十六點三（工業百分之二十七點七、農業百分之六），是年人均收入以貨幣平價計為一萬八千三百美元，以世界水準屬中級收入，但在該區已算不俗。

在歐洲鄉間旅行，最大的感受是觸目所見皆是天主教堂，它們已成旅遊景點，亦有改為「的士高」及雜貨攤，這大概便是經濟學家所說的「計劃外的結果」，千百年前教會有抽「什一稅」（tithe〔古英文，即今文的tenth，「典」出《聖經．創世記》第十四段第十八至二十節〕）的特權，財富多得用不完，便把部分用來興建教堂，當然亦有少數是天主顯靈有財有勢的信徒為「酬神」而斥資興建……。巍峨壯觀華麗的教堂在政教合一期起了重大凝聚信徒崇拜上主的功能，文藝復興特別是啟蒙運動後理性主義抬頭，宗教式微，教堂漸被冷落，意想不到的是，現在它們卻具吸引遊人特別是天主教徒的作用……，由是帶旺旅遊業，真是意想不到。

克羅地亞與意大利毗鄰，隔海相望，長期受其統治，天主教堂更是數不勝數，我們路過人口不足八十萬的黑山共和國，其臨海重鎮Kotor如今是人口不足五千四百人的山城，竟有十七座天主教堂！

經營已被廢棄即再無傳教士長駐亦無周日「崇拜」的教堂，殊不容易，以其「樓底」高及「收藏宗教藝術品」無數，俱為「無價之寶」；為了使之能發揮吸引遊人的作用，必須定期維修，而代價不菲，這許是有些租給商人改為「的士高」或雜貨攤的原因；不過，以歐陸為例，大部分國家都徵「教堂稅」（Church Tax）或「聚會稅」（Congregation Tax），稅率在入息百分之一至二之間，筆者手頭僅有的資料為二○○二年德國的「教堂稅」達八十五億歐羅（政府從入息稅中撥約百分之九作為維修教堂專用）。歐洲人出生多數自動成為基督徒，除非正式向政府辦理退教手續，不然，交「教堂稅」責無旁貸；然而，由於教堂太多太舊，支出繁浩，政府只好在一般稅收中撥款以補「教堂稅」之不足，如此一來，非教徒亦難逃稅網！這當然亦是「計劃外的結果」。

西巴爾幹遊食．二之一

林行止

笑話十則 縈繞腦際

五、

關於西洋笑話的演變，待寫李格民時為之，本文遂點到即止；不過，賀爾特這本書有若干則笑話，執筆時尚清楚記得，因此一廂情願地以為有共通性，錄之以博諸君一粲（？）。

■有皇子下鄉巡視，村人空群而出、敲鑼打鼓、夾道歡迎；皇子左盼右顧，好不威風，突見群眾中有容顏與自己相似的青年，靈機一閃，召此子前來，問道：「你媽媽曾否為皇宮侍僕？」青年答道：「不，殿下，曾在皇宮工作的是家父！」

■百老滙大街有乞丐向一學究型途人伸手「求助」，途人「耍手擰頭」之餘，出口成章（直譯）：「莎翁云：我非債權人亦非債務人。」乞丐無名火起，脫口而出：「Mamet云：Fuck You!」

途人與乞丐俱為「讀書人」!?

按「莎翁云」出自《王子復仇記》（The Tragedy of Hamlet；又譯《哈姆雷特》）中御前大臣Polonius之口；這句話見第三幕：「別向人借錢，也別借錢給人。」（Polonius的解釋仍具現實意義：「借錢給人常常失掉了錢還失掉朋友；而向人借錢適足挫鈍儉德的鋒芒。」見梁實秋譯本）。至於Mamet（名大衞，生於一九四七年），為當代美國多產作家兼劇作家，作品屬粗獷型，以多穢言猥語出名，惟此句「Mamet云」出處不明，尚祈高明賜教。

■人體器官正在爭論誰最重要，最後肛門勝出，因為它指出只要它停止運作，全體癱瘓，等於其他器官都無法發揮應有功能。

此笑話矛頭所指是老闆或ＣＥＯ，以其無能、失效，整個公司便完蛋。喻老闆為asshole，打工仔大快！

■精明男加醒目女成就羅曼斯。

精明男加蠢鈍女撮合霧水情。

蠢鈍男加醒目女結成夫婦。

蠢鈍男加蠢鈍女生下「ＢＢ」！

據說此在網上廣泛流傳的笑話源自華爾街；華爾街及監獄是現代盛產笑話的地方。

■「我們愛耶穌，你們猶太人把他殺死！」

「那有什麼大不了，我們只殺死他數天而已。」

■克林頓總統與暑期見習生露雲斯基白晝在白宮橢圓辦公室宣淫，女的跪在地上為他服務，此事成為新聞之後，每逢露雲斯基慶生，這樣的笑話便在傳媒上出現：「噯喲，這麼快便這麼大了，她在白宮地上爬來爬去時好像是昨天的事啊！」

■一九七一至七六年任美國農業部長的畢特茲（Earl Butz, 1909-2008）喜歡說笑話（尤其是黃色的），而且口沒遮攔，經常引起哄堂大笑，令美國政府非常尷尬。

七四年他赴羅馬出席聯合國「世界糧食大會」，議程至討論人口太多是出現糧荒的成因時，畢特茲對天主教堅決反對墮胎大感不滿，吃教宗的「豆腐」，以濃厚的意大利腔說：「他不參加這場遊戲，沒有制定遊戲規則的資格！」（He no playa da game, be no maka da rules!）「遊戲」指的當然是婚姻，如此開玩笑引起軒然大波，不在話下；但此事並沒有演變為「外交風波」，不久後便不了了之（當事人未道歉）。

畢特茲後來因為說了個侮辱黑人的「四級鹹濕笑話」而丟官，此笑話即使見多識廣的本報讀者亦不宜，不錄；有興趣者可上維基畢特茲條瀏覽—網上亦「閃礫其詞」，關鍵字母均以符號代替，可見其不雅的程度有多深。

■取笑政客的笑話甚多，尤以美國為甚。有一則說為白雪覆蓋的白宮草坪上被人利用熱騰騰的尿液澆了幾個大字：「我恨死奸猾的尼克遜」（I Hate Tricky Dick）。尼克遜下令特工調查，一周後ＣＩＡ回報：「尿液來自基辛格，字迹出於第一夫人之手！」

克林頓、戈爾和克林頓夫人亦有類似的笑話。

■演員出身的共和黨總統列根能言善道，經常臨時「爆肚」，有關的笑料亦多。根據「稅率愈高，稅收愈少」的「拉發曲線」，共和黨採取少稅低稅政策，與主張萬稅高稅的民主黨（抽稅以救濟低入息階層）唱反調。

據說列根這樣揶揄民主黨：「任何會動的東西，課稅；課稅仍然移動，管制之；如果它因而靜止不動，津貼之！」

■耶穌是否agelastic，至今眾口紛紜，莫衷一是，意大利名家Unmberto Eco的小說《The Name of the Rose》，據說在此着墨甚多。筆者未讀過這本小說及未看過由其改編的電影（港譯《魔宮奇案》）；據友人ＴＬ相告，故事是說天主教某教派修道院主持禁止僧侶讀《聖經》及其他教會文獻中的「喜劇」，把這些篇幅塗上砒霜，有僧侶在「藏經閣」偷偷閱讀，因以指頭沾口水揭頁而中毒。禁讀「喜劇」的理由為世上多苦難修道人只宜讀「悲劇」以強化慈悲心；不過，熟讀《聖經》的友人皆說這本書毫無幽默成分，「唔講得笑」，難怪英國當代大哲懷赫特（A.N.Whitehead, 1861-1947）不只一次說《聖經》是文學史上沒有幽默成分書籍的孤例（singular）。

上面信手拈來的十則「笑話」（不知你會否發笑，因加括號），題材多元，取笑對象包括皇室、學者、資本家、政客、宗教以至教宗都在其中，惟獨赤裸裸（四級）的黃色笑話不在此列，這類笑話最受歡迎，亦最「好笑」（The Dirtiest Jokes are the Funniest！李格民的話），沒理由不錄，但錄出須披上一層道德面紗，從學理上加以解釋，才不會被視為對被取笑對象的「語言強姦」（verbal rape，亦是李格民的話），這些還是留待日後寫李格民時再試寫罷。

閒話西洋笑話．三之三

林行止

笑話有人發明 西洋學究冬烘

三、

笑話肯定是不同階層人民口耳相傳的「成品」，是所謂「俚俗常談鄙事」，說它由某人所發明，非常牽強；如今西方學者卻有這樣的共識，笑話發明人是希臘神話人物波藍米德斯（Palamedes；據止庵〔周作人〕考證，我國的笑話早在東周末期〔公元前約三百五十年〕的經籍出現），他與奧德修斯（Odysseus，荷馬史詩《奧德賽》主角）的恩怨，牽涉木馬屠城，因此人所共知；傳說波藍米德斯才智雙全，發明數字、字母、紙幣、國際象棋、燈塔、骰子及定出三餐時間，在這連串發明之後加上笑話，看似順理成章，但在他之前難道希臘人不說笑？笑話似乎不必「發明」，因為它是源自民間的產品。

希臘人喜歡笑話，認為說俏皮話有啟迪心靈兼為歡樂之源，因之特別重視；公元前二、三百年，雅典已有「六十人會」（Group of Sixty），會員定期在大力神廟（Temple of Heracles）聚會，交換「最近聽到的笑話」，而當年馬其頓非立甫大帝（Philip the Great of Macedon）聽聞此中有不少「智人的結晶」，既可笑又令人開竅，因此據說斥巨資着人把此聚會中的笑話記錄下來，可惜有關紀錄（如果真有其事的話）從未被發現。與此同期，古羅馬喜劇作家普羅達斯（Plautus）的創作夾雜不少逗笑的故事，而這些笑料據說來自一本笑話結集（Jestbook），惟此書亦未之見。世上第一本手抄笑話集是昨文提及的《Philogelos》。

《Philogelos》收二百六十四則笑話，惟其中若干重複，實際少於此數。這些笑話的取笑對象主要是醉漢、吝嗇鬼和吹牛者，當然亦有不少「鹹濕笑話」—這是古今中外最受歡迎的笑話。這本笑話集在歐洲「愚昧（黑暗）時期」（五至十一世紀）無人聞問後散失。

在這段期間內，歐洲歷經政教合一的煎熬，人民無言笑的心情，笑談遂成絕響，直至十三世紀阿拉伯人入侵，他們的笑話亦成為「文化侵略」的一部分；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主張「反封建、建共和」的名家薄伽丘傳世的《十日談》（《Decameron》），便有不少阿拉伯「鹹濕笑話」的影子。

思想開放加上印刷術傳入，令笑話在歐洲重發新枝，而樸基奧（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的《幽默全書》（《Liber Facetiarum》）成為歐洲第一本印刷出版的笑話集。樸基奧歷任八位教皇的秘書，前後五十多年；本書於一四五一年出版時，作者已屆七十高齡。《幽默全書》把十二和十三世紀在歐洲流傳的笑話一網打盡，其中包括不少「黃色笑話」，而以尋梵蒂岡神職人員開心的笑話最受歡迎。

和他的僱主大異其趣，樸基奧是個私生活多姿多采的人物，他和情婦生了十四個兒女後於五十五歲時和十八歲少女結婚，再生六名兒女。作為教宗的「近身」，樸基奧與聞教廷內幕超過半個世紀，期內且隨教皇走遍歐洲各天主教國家，不僅與神職人員有密切交往，且對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瞭如指掌，有關他們的笑話逸聞特多，毫不出奇；奇怪的是梵蒂岡未出惡言，視此書為神職人員在「吹水工場」（Bugiale，梵蒂岡專用詞，一般拉丁文字典不收）如大學生在休息室（common room）笑謔閒聊的產品，因而不予深究；不過，最重要的原因，相信是該書以古典拉丁文（Ciceronian Latin）撰寫，普羅大眾無法閱讀之故。教廷網開一面，令《幽默全書》的拉丁笑話被譯成多國文字；不過，如果此書被禁，肯定更為暢銷。

四、

上述的笑話書，皆以古希臘文及拉丁文出之，英語世界又如何？以英國人的「天生幽默」，英國當然早已笑話成籮，不過，有系統的笑話，是在一四八四年凱思頓（William Caxton, 1415-1492；開同名印刷廠，是把印刷技術帶入英國的第一人）把《幽默全書》譯為英文在倫敦出版之後的事（凱思頓還是《伊索寓言》的英譯者）；到了莎士比亞時代（十六、十七世紀），由於當朝的伊利沙白一世「有容乃大」，對被取笑不以為忤，莎翁在《王子復仇記》中說「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女皇亦一笑置之；有女皇背書，笑話遂愈加盛行，說笑的人亦愈肆無忌憚，笑話書尤其是「黃色笑話」成為英國第一暢銷書種，莎劇中便充塞着「黃色笑話」以致他有「鹹濕莎翁」（Filthy Shakespeare）的別稱（此別稱確有所本，近讀《姓氏及家族史》〔D. Hey:《Family Names and Family History》，二○○○年〕，扉頁莎翁畫像說明，指這可能是綽號，但與「侵略性」或「淫穢」有關）。莎劇《無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提及那本輕鬆逗笑的故事集《歡樂百題》（《Hundred Merry Tales》），確有其書，顯示十五世紀前英人已擅長說笑話。笑話書在英國大受歡迎的一項原因是神職人員幾乎人人人手一冊（信徒亦因此購書回家細讀），為了免使會眾在聽道中途打盹，他們必須從中擷取一些醒神的材料加進布道講稿中。

英國笑話的特點是短小精悍，文字少且一針見血，這種笑話比一般笑話更易令人發聲大笑或會心微笑，是為最惹笑的笑話joker。一七三九年出版的《祖．米勒的笑話》（《Joe Miller's Jest》），是集十七、十八世紀主要流行於倫敦地區的笑話大全；去年的新版本加進一些新材料，題目加上with copious addition；不過，「阿祖的笑話」因為年代久遠，已失時代感，成為陳舊笑話的代名詞。然而，在筆者看來，這本笑話集的若干笑話仍甚可笑，但不通英語者及常識不足者不易笑出來，比如一則說有女士被問對那位以口臭出名的男歌唱家的看法，她答得甚妙：「歌喉不錯但『詠歎調』（Air）難受！」有些更「隱晦」，此書不易譯成中文。

美國笑話與英式幽默不可同日而語，但美國人是以喜歡說笑聞名於世的民族（幾乎所有的「脫口秀」都說笑），不但如此，美國還出過世上最有成就的笑話書收藏家、以教授笑話飲譽學界的「笑話教授」和研究笑話理論大家（李格民是無人能望其項背的表表者）。此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著名（曾為表面證據確鑿的殺人犯〔默片大明星〕洗脫罪名）刑事律師舒穆勞維茨（N. Schmulowitz, 1889-1966），他（和母親及未嫁妹妹）窮一生之力搜購世界各國古今笑話書，並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愚人節起分批送給三藩市圖書館，令該館有關收藏成為世界之最，能與之比肩的只有保加利亞重鎮加布魯寶市（Gabrovo）的《幽默與諷刺之家》（《House of Humor and Satire》）—真想不到這個前共黨國家竟有這樣的收藏！

閒話西洋笑話．三之二

林行止

不是人人笑得出 皇上聞響屁色喜

一、

有些笑話，聽或讀的時候開懷不已，或哈哈大笑或莞爾微笑，可是，過不了多久，便忘個一乾二淨，這種經驗相信有「普世性」，所以如此，並非你的記憶力衰退或幽默感變質，而是那些笑話內涵膚淺意義不深刻因而未能深入你的腦海所致。

筆者外遊，若手邊有「笑話」必帶一本消閑，偶爾會把一些自以為「非常好笑」的笑話轉述，遊伴中當然有人作滾地葫蘆，亦有人禮貌一笑，有人則笑問好笑之處何在，這類反應令筆者笑不出來。幽默感—這裏之意是發笑的泉源—並非人人相同更不是人人有，因此對同一笑話有人發笑有人木然以對，非常正常。

幽默感真是奇妙的東西，它還不一定會遺傳，而傳甲不傳乙更是常見。英國傳記作家莎蓮娜．赫思廷（S. Hastings）為英國小說大家依扶林．福格作傳（《Evelyn Waugh: A Biography》），提及文風幽默的福格深為兒子占士不茍言笑而煩惱，為了培養他的幽默感，為父的甚至要他每天講一個笑話；可憐的占士徬徨無計，偷偷買了一本《美國笑話大全》，在被窩裏夜背一則，翌日向乃父交差「說笑」—他父親覺得這種笑話真是「笑話」，從不發笑；有趣的是，占士的大哥名記者奧巴隆（Auberon；曾組「愛狗黨」競選國會議員大敗）則以寫令人絕倒噴飯的幽默小品飲譽文壇，他長期（十六年）替「臭名遠播」的政治幽默雙周刊《冷眼》（《Private Eye》；此一典型「英國惡作劇學童」刊物的控制股權竟於九十年代初期落入林姓華裔女士之手。見收在《閒讀閒筆》的〈笨拙、冷眼和間諜〉一文）撰寫膾炙人口的「（白屋〔首相府〕）日記」，風趣「抵死」，把唐寧街十號眾生相無情鞭撻肆意揶揄，極盡冷嘲熱諷揭惡挖苦之能事，令讀者心花怒放、化痰消氣，大有把英國政府特別是工黨政府種種「愚行」盡付笑談中的輕快。順便一提，依扶林的小說，香港「番書仔」大都讀過或看過改編自其小說先拍電視連續劇後拍電影的《故園風雨後》（《Brideshead Revisited》；已故上海才子宋淇先生開玩笑地譯為《重訪興仁嶺》，因普通話「興仁」與「新人〔娘〕bride」同音），以其一生多姿多采（從在牛津〔牛劍並無不及格的評級，惟「不務正業」的福格得Third Class Degree，等同「肥佬」，他「知趣」未畢業便離校〕大搞同性戀到後來成為「大情人」，僅此一端，便大有讀趣），這本《傳記》，可讀性高。

占士可能是天生寡言笑的人（agelastic，一般字典不收此字，為希臘文的英文化，希臘文-a為「不」、gelastes是「發笑」，英國人順手牽羊妙手鑄字，合成「不笑」；據此，Amazon則為「單乳族」，見收在天地版《色識嫵媚》的拙文），世上不會笑（過度嚴肅）的人何止萬千，但以此留名的寥寥可數，大家熟知的名字只有發現萬有引力的牛頓、筆者最近在人食人系列中提及的諷刺名家史威夫特、格列斯東（W. Gladston，十九世紀英國自由黨大政治家）和「鐵娘子」戴卓爾夫人；據率領紅軍首先攻陷柏林的朱可夫元帥（Marshal Zhukov）回憶錄，史太林終其一生不曾開懷大笑；他只聽過他幾聲乾笑！

因為笑話只對某些人「有效」，筆者帶去那本「笑話」，不管讀時如何開心，頁頁見熒光筆痕迹，此刻執筆時卻不一一寫出，只寫那仍清楚記得的數則，筆者以為惟這些「刻骨銘心」的笑話，也許有人能夠分享其中的樂趣。

筆者此次隨身的是賀爾特的：《請叫停如果你聽過（這則笑話）—笑話的歷史及哲理》（J. Holt : 《Stop me if you've heard this — A History & Philosophy of Jokes》, Norton, 2008），文本只有一百二十五頁，堪稱精悍短小（放在外衣袋不為人見），真是字字珠璣、句句深得吾心，讀之既驅睡蟲且感快意。這本書從「黃色笑話天皇」李（列）格民（G. Legman）的學術生涯談起；李格民的笑話及對笑話的學術性詮釋以至其人其事，筆者在這裏提過數次，然此書竟有不少未之前聞的資料，不過，這些留待日後寫李格民專文時才用了。必須馬上為讀者告的是，六十年代全球流行（成為嬉皮士反越戰統一口號）的「要做愛不要戰爭」（Make Love, Not War），原來是李格民一九六三年五月在俄亥俄州大學的一次演講時提出！李格民其後因寫「鹹書」被聯邦調查局列為不受歡迎人物，對他多方滋擾，他遂攜眷赴法在幾乎三餐不繼之下隱居於一座廢置的舊城堡中寫作……。

二、

平等機會委員會經過旬月討論，終於發出指引，日後市民放響屁，必須帶臭味，不然將視作不平等罪！這當然是筆者捏造的「新聞」，惟「必須放有臭味的響屁」以令聾子能夠與正常人機會均等、分臭同味，是英語世界流行已久的笑話；筆者昔年（九十年代中期）在約翰遜（S. Johnson）一本題為《English as a second F*cking Language》小冊子中（此書書名吸引力遠在內容之上），便見此笑話，惟不覺其特別好笑；此次在賀爾特書中重逢，由於已有平等機會委員會之設，妙想聯翩，遂覺得格外有趣。賀爾特指出此笑話在學童中廣泛流行。

賀爾特這本小書所記笑話其實不多，但他對每則笑話都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尋找其源頭，在有「考據癖」的筆者看來便既有趣有益復具啟發性。以上述響屁須臭才「合格」的笑話為例，筆者聯想起的是相信在第四、五世紀成書的西方第一本（希臘）笑話結集《Philogelos》（Philo是愛侶、Gelos為笑聲）中編號二百四十一則（全書收笑話二百六十四則）笑話：「有傻子與聾女上床，後者忽聞惡臭之屁而發怒，愚人回應道，不要亂說，你是聾人，如何知道我放屁？」賀爾特百密一疏，他或不知以當今屁學（Fartology）術語，對聾人來說所有的屁不論響與不響皆屬無聲臭屁，此稱SBD（Silent but Deadly），為最「厲害」的臭屁！賀爾特接着引牛津子爵廷上放響屁無地自容自我放逐的「逸聞」，惟此事筆者寫過起碼二次（較完整的一次收在天地版《閒在心上》的〈西洋屁話〉一文），不贅。

西洋人喜歡說屁，才有筆者的〈西洋屁話〉；近讀二位英國名家的《一二一五—大憲章年》（Danizger和Gillingham《1215—The year of Mayna Carta》, 2003），發現一段應該一書的「屁話」。話說當年的著名屁藝人羅蘭（Roland le Pettour〔The Farter；按Pettour是古法文的放屁，今文為Peter〔第一個e重音〕；未知法國人對「彼德」們有何觀感〕）屁藝出眾，今上李察二世為其「粉絲」，在他退休後邀他出山，於皇室聖誕晚會上作「大放花樣百出的響屁」的御前表演；羅蘭寶刀未老，落力放屁，龍顏大悅，賓客笑得東歪西倒；演出後李察二世遂賜他一座位於薩福克郡（Suffolk）的大宅（頁十六）……。英王室對放屁不以為忤且視之為娛樂節目，我國宮廷則絕不可聞此聲，有關正式記載筆者未之見，但明朝趙南星所編的《笑贊》收〈邵箎〉條：「宋朝某官邵箎上殿泄氣，降為知州。邵鬍鬚上捲，時人稱為泄氣獅子。」

顯見皇帝老子視廷上放屁為無禮之舉—

不過，「道德大多數」認為屁字不雅，因此英文中代用字甚多，然而有些很易引起混淆，如breaking wind即是，Windbreaker並非「放屁之人」而是防風外衣的專有名詞；Gas是另例，公路旁的Gas Station是油站而非供人放屁之所。這類屁笑話，為西洋學童之最愛。

閒話西洋笑話．三之一

遷就人性 肅貪可期

林行止

肅貪倡廉的意義並不止於把觸犯法律的貪腐行為繩之於法，因為懲罰的阻嚇作用以外，教化工作也很重要，可惜《全傳》對此着墨不多。

華人社會的「人情」和「面子」，曾是廉署教育群眾的兩座大山；筆者記得當年有市政局清潔工和政府郵差等，因為在年節前收受市民一百幾十元的「利市」（賞錢）而被定罪，其時不少輿論斥責廉署不近人情，被告獲市民同情，但當事人最後還是受到懲罰。通過這類事件，讓港人慢慢從反感而清楚知道身為公職人員，無論高層低位，即使並無貪污之心，也不能隨便接受饋贈；公務員收受親朋禮物，經多次調整，如今的上限也只能夠是五百港元以下，多了便要申報。

《全傳》輯錄了年青歌影紅星謝霆鋒的輕微交通事故（見第十章一百七十三至一百九十七頁），結果因為他找司機「頂包」而被拘禁兩周兼履行社會服務令；一般人直覺這是「小事」一樁，經廉署的秉公辦事，人們真正意識「有面（有社會地位的人）亦不能假稱司機不是我」，有光彩的公眾形象不等於有違法的特權，任何人都不能迴避犯錯的責任，那是維護社會公正的一個小卻關鍵性的關口。

當初廉署起步，艱辛備嘗，第一次廉警衝突發生於一九七七年（第四十至四十四頁），當時警隊大罷工，時局動盪，如果政府為要迅速恢復社會和諧穩定而全面就範，廉署作業便功敗垂成；事後檢討，如果當初計及既往不咎的寬限，大可減少警隊反撲的力度進而減低社會不安的代價。

網上流傳國內有小孩在被問及長大後想幹什麼，答案竟是「貪官」！這是笑中有淚還是苦中作樂的笑話？《全傳》作者對廉署加糖加奶的咖啡甚感興趣，充滿好奇品嘗以後，他會怎樣品評國內人慣喝的那杯茶？

內地有心人要打擊貪腐，令正邁向繁榮盛世的國家能夠持續茁長，用心極佳；但對如何倡廉肅貪，以結構性貪腐集團深入社會各層面，大都有不知如何着手的煩惱，最高當局似乎定期把肅貪列為要務，久不久便振臂直呼要肅貪，在風頭火勢時雷厲風行打幾隻蒼蠅後大都不了了之，令人有反貪不過是應景例行公事的觀感。有人以為貪腐癌細胞已滲透政府肌裏，因此對反貪前景絕不樂觀，而定期反貪，正好說明此前的反貪運動失敗。這種看法雖嫌偏頗卻非多餘，因此不少人有此共識，在現行制度下貫徹反貪活動，不難會動搖政權根基，當局因此只會口頭大張旗鼓實際上虛應故事，做做門面工夫便「收工」，反貪多年愈反貪官愈多的事實足以說明一切！

眾所周知，由於官員互相包庇，在盛行貪腐的地方肅貪，困難重重，然而，這些困難並非不能克服。筆者向來認為只要採納針對人性的策略，清洗貪官，不但不會動搖政權穩定性，反會強化其權威性，令其統治更穩固更受市民擁戴。

下面數項建議，是筆者長期觀察、評論香港廉署工作的「經驗之談」—

第一、領導人要有決心是首要的條件，有必要時要以法家手段從當權者的近身—親朋戚友和親信—做起（如「捉葛柏」）；不過，此事亦非絕對有效，一九八三年內地「嚴打」貪腐，把開國元勳朱德元帥的孫子繩之以法，亦只能收霎時之效。事實上，惟有讓人民明白最高當局已下定肅貪決心，執法及司法機關才會認真辦事，秉公辦案，如此反貪才有望成功。

第二、杜絕公務人員貪污的「道德教育」當然不可或缺，其實亦已長期進行，所以難收成效，是以其具「假大空」的特點，未能對人性下藥。人性自私、貪婪，自古已然，於今尤甚，因為經濟繁榮大大提高人們對財物的欲望，這是經濟愈興旺貪污情況愈猖獗的底因。要扭轉這種情況，惟有從提高各級官員的機會成本做起。

七十年代港英的做法是大幅度提高官員的津薪，其標準可以參照市場價格（私營企業待遇），但不必同步，因為公務員不僅享有政府獨有私企所無的多種福利（如房屋津貼、免費醫療、子女海外教育津貼及遠比私營部門合理、優渥的退休制度等），還有工作穩定、非犯大錯不會被辭退（所謂「鐵飯碗」）以至到處受歡迎和禮遇（商家、社團甚至學校大開方便之門）的無形收益。無論如何，惟有令官員真正安居樂業和無後顧之憂，才能使他們發揮「為人民服務」的幹勁；若不能滿足他們不比一般百姓差的養妻活兒物質訴求，在不是提倡「不怕犧牲」的非革命時期，「為人民服務」必然是無法貫徹的口號！

第三、當局應為「不咎既往」設定一個公務員們樂於接受的日子，比方說，一年前或有關法例公布日之前的舊事，除非觸犯刑事罪，不然一概不予追究，此日之後，則以嚴刑峻法對付，而這種做法能否成功，端視第一點所說領導人是否下了決心而定！不過，內地情況特殊，如果貪官預知快將公布「不咎既往」的日子，已貪得忘了本分的貪官，必會變本加厲趕在此法例公布前大貪特貪，結果可能令情況惡化至難以收拾的地步。

黃曉陽希望內地肅貪之心，彰彰明甚，可惜《ICAC全傳》對廉政公署表面「功業」過分渲染，對其所以能竟全功的要素則有所忽略。在筆者看來，香港肅貪的整套策略建基於以有形及無形誘因滿足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私和貪婪的劣根性，等於加重犯法的機會成本（犯罪丟官入獄損失太大無法彌補），令他們不得不提高警惕、戒腐戒貪，按照公務員守則規行矩步辦事。香港廉政已收宏效，絕非香港公務員有高於常人的道德水平，而是政府肅貪的決心有震懾作用而在待遇上令官員憂慮有所失的結果。政府必須明白，其能做的是令官員抑制劣根性（不要奢望改造且消滅剷除劣根性），人性是無法改造的！香港（和新加坡及若干西方國家）成功了，皆因她們在合理範圍內滿足了公務員的物質及榮譽訴求。不在經濟誘因上下工夫的反貪運動都不會成功！ 肅貪的根本．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