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格力威以相當篇幅縷述經營和耕種水田的特點和辛勞，他的看法，約略可歸納為下述三項─(1)地小（中國農業的特色是分小塊耕地）人多，加以在千多年前耕作工具不發達（遑論機械）而佃農無知識亦無資本在這方面投資，提高收成因此只有靠雙手勤勞工作；種水稻的中國農夫每年工作時數達三千（包括農忙和農閒的工作），比起同期亦從事農耕、散居於非洲納米比亞、博茨瓦納和安哥拉諸國的達康族人（!Kung；此處感歎號的發音如舌頭用力頂上顎發出的音響）每年工作少於一千小時（每周工時在十二至十九之間），由於食物蔬果伸手可得，生活無憂，他們遂花更多時間在串門閒聊或唱歌跳舞上；中國農人工作勤奮，世所少見。(2)工時長的原因是水田須要加倍小心耕耘，包括去雜草除害蟲，加上佃農制度的特點提供了一定物質誘因，因為佃農對交租後的剩糧有較高的分成，等於收成與佃農的收入息息相關，他們因此為私利而忘我地工作；中國佃農的處境，比起歐洲奴隸式農工，優勝不知多少倍。(3)為幫補家計、過較好的日子，農民勤於農事之外，尚須種瓜菜、養家畜及修理農具，至於農閒時則會做些如竹器、籐器、衣履以至豆腐、菜乾之類的「副業」自用或販賣，這種工作需要資本及勞力的投入，農民因此斤斤計較，從而養成精打細算的性格和擅長計數的才能。
上述種種，形成了盛產白米的水稻地區人民有長於計數及耐勞刻苦長時間工作（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遺傳基因）的特點。學者觀察留美中國學生的生活，得出他們「數口甚精」之外，「留在圖書館的時間比白人學生長」。亞洲特別是中國學生學業成績優異者眾，並非中國人比其他民族聰穎，而是「勤有功」吻合「一萬小時法則」有以致之。
為了觀察水稻地區人民的工作與生活，格力威專程到珠江三角洲「實地考察」，不過，有關的描述只是浮光掠影，予人以那是他為了彰顯其認真寫作而安排的旅行。
格力威對盛產白米的泰國及越南的農民似有所忽略，相信是缺乏有關學術性研究作為其根據而交白卷；這些水稻地區人民的「智力」，也許比不上珠三角居民，若果真的如此，筆者的解釋只能是氣候溫和，物產豐富，不必像中國同輩般終日終年操勞才有安定的生活，他們的生活節奏更像 !Kung 族人。不過，對我國其他水稻地區人民的「智力」是否與珠三角居民的比較，格力威並無所見；筆者的看法是不相伯仲。
今年一月二十七日，《高等教育內情》（insidehighered.com）有題為〈無畏的希望〉，是對《出類拔萃》的短評，作者杜亞（R. Toor）女士指出，格力威是學者的寄生蟲（她說他同意此「標簽」），因為他的寫作題材幾乎全部來自學報上的論文。這即是說，格力威一旦發現學報上枯燥的論文包含有趣的事實或新奇觀點，便鍥而不捨鑽進「故紙堆中」及親臨現場觀察（如親自到珠三角走一趟），以查證尋找真相及發掘象牙塔學者所未見的「奇風異俗」。在這方面，作為多產記者，格力威有能力把複雜抽象的理論衍化為簡單的觀念和可讀性高的文字，這是他的書大都暢銷的原因─《出類拔萃》的預支版稅高達四百萬美元，他的演講費高至「一般大學付不起」─杜亞認為格力威像一個有好奇心、喜歡走偏鋒及鑽牛角尖的學生，在課堂聽見教授一句漫不經心的話而有所感，遂到圖書館找資料，大量閱讀之餘，還以之為話題，不停與同學交換意見。不過，杜亞指出格力威和學者的研究態度完全不同，他排斥所有和他的想法有異的理論，比如他認為「勤有功」，便對那些擅打「天才波」的事實和理論視而不見；這是格力威只能寫些通俗而無學術價值作品的根本原因。
八、
關於南韓民航機空難頻頻的發現，格力威亦有所見，可惜因為篇幅關係，不擬細談，僅看在一九八八年至九八年間，美國聯合航空難率為百萬分之零點二七（起飛一百萬次失事率零點二七）而南韓為百萬分之四點七九可見。造成南韓飛機失事率全球之冠，據格力威的分析，原因有七，這裏只舉犖犖二端。甲、南韓絕對服從上司的國民性格，世所罕見（請參考三月二十五日游清源的「頭文字Ｙ」），正機師在駕駛室聽音樂讀書看報，副機師以次的機組人員，只會佯裝看不見，這等於說正機師作了錯誤決策下屬亦不敢當面指正；乙、語言階級性重，上司的遣詞用字，大都糊模不清，要下屬揣摩上意，是南韓的習慣，書中（頁二一七）引述的話語是─主管：「天氣甚冷我好像有點肚餓。」（意為：「你還不去買些飲料和食物。」）下屬：「飲杯酒如何？」（意為：「我這就去為你買點食物和飲料。」）這樣的對白，在沒有要務的閒暇，可算是「談話的藝術」，但在飛機駕駛室，特別是飛機遇上意外的時候，便會誤了大事！
南韓政府痛定思痛，於二○○○年聘請美國專家進行全面徹底的調查，提出改革方案、對機師進行再培訓（包括惡補英語）；落實之後，南韓航空未曾有過空難並於二○○六年獲世界空運組織頒發「鳳凰獎」，以表彰其脫骨換胎成為世界最安全航空公司之一的成就！
成功之道此中尋．評介《出類拔萃》．四之四
‧本系列第一篇刊出後，即有讀者在《信報》網上留言，指這本書已有中譯本，資料如下—麥爾坎．葛拉威爾著、廖月娟譯：《異數：超凡與平凡的界綫在那裏？》台北時報出版社，出版日期○九年一月十九日，三月十八日出平裝版。
加拿大加燦先生譯為《非凡之輩、勤有功、時與我》，澳洲何國傑先生則譯為《別樹一幟》。錄之供大家參考。
三月二十五日，游清源在「頭文字Ｙ」中說「在這個反智速食社會」， 應把 Outliers 譯為《飛常成功之道》， 他又認為《何飛凡》不錯。
昨天讀一篇談論《黑天鵝》作者塔利布（N. Taleb）的文章，作者說黑天鵝是天鵝的 outlier，「一言驚醒夢中人」，準此，譯為「異類」也許比較準確，但作為書名便要再思了。

一、
聯邦儲備局前主席伏爾克對《華爾街日報》（二十四日該報網站）說，美國最重要的資產是「歷史和信譽」，他因此相信美國「不會不履行債務人的義務」，即一定會按期派息和贖回滿期債券。非常明顯，這是對記者有關中國政府擔心其美債安全提問的回應。美國「賴債」似前所未聞，但大名鼎鼎的耶魯經濟學家舒拉（R. Schiller）早已指出，當三十年代羅斯福總統放棄金本位時，美元大幅貶值百分之七十五，令美國債權人慘不堪言。這種變相「賴債」，再次發生的可能性不容抹煞。
伏爾克對中國政府批評美國的貨幣政策頗不以為然，他說，購進和持有美元及美債是中國政府的選擇，而這樣做不是偏愛美國，目的在壓低人民幣滙價（以人民幣吸納市上美元，流通人民幣增加滙價自然偏軟）以利出口。在滙價問題上，他認為中國不該對美國的政策說三道四。
如何走出目前面對的經濟困局，這位過去曾收伏通貨膨脹這頭怪獸名垂史冊、年初以八十一高齡仍出任奧巴馬政府經濟復甦顧問委員會主席的伏爾克，認為只有通貨膨脹一途！當然，如果惡性通脹重臨，美元滙價將四腳朝天，美國債權人必有損失，因此，為了美國的聲譽，「這種情況，不應讓其發生」。
美元不貶值又如何令美國擺脫債券重壓、脫離經濟險境？奧巴馬上台後大手筆打救華爾街（稍後還包括非金融業），令美國國債將從○六─○七年度約佔ＧＤＰ百分之六十六的九萬餘億（美元．下同）暴增至○九─一○年度約為ＧＤＰ百分之一百零四的十四萬億（尚不包括醫療及社會福利「應支未支」數）；如果不以通脹為手段，真正如山積的債務如何還清？筆者一位「最好別提我的名字」的友人在電郵中說伏爾克的意見（最好勿以惡性通脹「滅債」）「雖是智者之言卻是一廂情願的想法」（wise words but perhaps wishful……）。確是的評。
不藉惡性通脹殺開一條血路又有什麼辦法？以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總幹事斯特勞斯 - 卡恩的看法，惟有戰爭才能解決。本周一他在瑞士的國際勞工組織（ＩＬＯ）大會上發言，預期今年全球經濟負增長百分之一，「這是五十年來所未見的倒退！」今年全球將有五千萬個工作崗位人間蒸發（五千萬人年內失業），社會不穩將成常態，民主和非民主政權同受威脅，「在一些極端的情況下，戰爭的爆發絕非不可能」。
二十四國領袖峰會四月二日在倫敦舉行，《世界社會主義網站》（www.wsws.org）二十五日的評論，提及在大蕭條的環境下，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倫敦召開的六十六國「國際經濟會議」因各國都有一本難念的經結果不歡而散導致各國採取以為損人可以利己（Beggar-thy Neighbour）最終損人不利己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令經濟復甦遙不可及尋且種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根（英國名作家威爾斯對是次會議的分析，有興趣者請讀哈佛國際政治講座教授洛列克的網站rodrik.typepad.com二十日的議論）。在中國對美國的經濟政策有所不滿而美國水深火熱只能「量化寬鬆」意味美元滙價不可能不下挫的情形下，看來二十國四月峰會能達成有利世界金融穩定、經濟發展的具體成果機會不大。昨天倫敦數大報均以白高敦認為不能增資（當然不可加稅籌款）刺激經濟為頭條；ＢＢＣ第四台則強調英倫銀行行長打破「河水不犯井水」即央行行長向來不過問政事的傳統，公開提出財政赤字不能再增的警告（二十國的平均財赤為ＧＤＰ百分之六點三，英國預期至二○一○年達百分之十一，再增便易觸發英鎊危機！），在這種背景下，英國如何「履行國際義務」，因為她已無力增資刺激經濟遑論增資以強化ＩＭＦ的貸款能力。看來峰會好事多磨，成效不彰。
二、
《美國前景》月刊（www.prospect.org）三月號有〈獨裁者的黃昏〉一文，分析金融海嘯對民主其外獨裁其中（二十一世紀專制國家都披上民主外衣）國家的衝擊。這篇由名記者卻蘭茲克（J. Kurlantzick）執筆的特稿非常客觀，資料翔實，讀者可免費上網閱讀。筆者要指的僅是，自從鄧小平揭示「讓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中國便走滿足中產階級的物質需求以換取他們支持的政策路線。和俄羅斯及其他同一政治形態國家相似，中國近來亦面對許多「社會不安」事件，令政府窮於應付，惟在財富豐盈的條件下，政府因此作出不少讓步（比如甘肅政府幹部接見抗議示威領袖並承諾投入三億美元刺激經濟；作者曾在甘肅農村工作）並堅決繼續「雞髀打人牙骹軟」政策，北京決定用四萬億人民幣（約合五千九百億美元）刺激經濟外，溫總理說「還可再加」，目的正在保持經濟發展於不墜令中產階級美好生活不變；但種種迹象顯示，中產階級開始追求比經濟滿足更高層次的理想，他們對衞生健康、性命安全以至官商勾結令地價飛升及因開發土地而被迫遷者的同情，已升華至對當局不滿……。在出口貿易佔ＧＤＰ百分之三十五（美國的約百分之十）而環球貿易大幅萎縮的環境下，除了中共的領導，誰都無法「保八」！不過，目前中國面對的新難題是，數以十萬計失業工人從物欲橫流的繁華城市回到依然窮困或已有改善但富裕程度遠遠比不上城市的農村，如何令他們適應由奢入儉的環境和滿足他們「無厭的需求」，是中國政府最棘手的當務之急。

一、
美國財政部的「公私投資基金」（ＰＰＩＦ），從華爾街的反應，可視為奧巴馬政府上任以來最重要的政治勝利，蓋特納亦馬上從「（奧巴馬政府的）政治負資產搖身變成英雄」（from zero to hero）；道瓊斯應聲急升四百九十七點四八，升幅達百分之六點八四，華爾街昔日之大亨今日之大鱷，雀躍之情，股民皆見。ＰＰＩＦ雖然招來不少罵聲（代表作是刊昨天本報今屆諾獎得主克魯明的〈財金政策的絕望〉），惟其成功可期，因為行將參與其中的人已不是合格的資本家（資本家的「標準」是從冒險中賺錢），他們做的是少本且無風險的生意，與大家心目中尤其艾．蘭德筆下那些開天闢地義無反顧勇往直前承擔風險的資本家完全不同。這即是說，「公仔銀行家勝、圖案納稅人『埋單』」，銀行家立於坐贏望和的優越地位。這樣的方案，正合華爾街中人的心意，是無法不成功的。
當然，這裏說的「成功」，指的是令「毒資產」淹沒的銀行家「成功」脫險，避免破產或成為國企的命運，他們依然可以做其薪金優厚花紅自定的銀行家；銀行的投資者（購進其股票或債券者）亦可保無憂。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這是銀行家和投資者不必為其錯誤投資承擔責任的第一次。然而，美國政府以納稅人的錢「包起」銀行可能招致的損失，不僅禍延後代（這些代價將由後來人攤分；美國稅率無可避免會提高），那些被搶救而不必走上絕路之途的銀行，「毒資產」解決後，一樣是巨無霸，換句話說，曾經犯了重大錯失的銀行本質未變，它們現在是「大至不能讓其倒閉」，未來亦是如此，那意味它們左右金融市場和影響政府的財力依然，日後要對它們進行「嚴格監管」的難度相應提高！
種種迹象顯示「公私投資基金」是財政部長和少數銀行家及投資者「合謀」的產物；以這種方法制訂財金政策是美國的傳統。一九○七年金融恐慌時，ＪＰ摩根以銀行業大哥大的身份，召集主要銀行家「密室會商」，直至他們同意斥資救市為止；去年底，當時的財長保爾森召集華爾街巨頭，硬軟兼施，要他們接受財政部的貸款（把「毒資產」賣給政府，此計劃後來取消）。《金融時報》昨天清楚寫道：「接近政府人士透露，ＰＰＩＦ是財政部長和銀行家、私募基金集團負責人及私人投資者過去數周密斟的結果。有私募基金經理指出，周一的宣布令他喜出望外，因為這些條件比他們的要求更優厚。」
事前和利益團體達成協議的最大好處是，當有關政策、方案或計劃公布後，市場反應必佳，這是因為「投其所好」令他們入市的後果；道瓊斯急升之外，相信稍後的「毒資產」拍賣，競投必然劇烈，這正是筆者相信ＰＰＩＦ成功可期的底因。
二、
如果銀行有面值一元的「毒資產」（比如「次按」或「信貸違約合約」），銀行已把之撇至八角，但市價只有三角；為了清理「門戶」，銀行若以市值把之賣掉，虧損太深，可能因此不符合種種銀行必須具備的條件而無法經營，為免問題銀行相繼倒閉令經濟再受衝擊，財金當局在決定不把之國有化（投資者輸清的瑞典模式）後，才有前財長建議由政府直接購買「毒資產」而現任財長蓋特納提出「由政府向私人投資者貸款讓後者通過拍賣購進這些次貨」的計劃。
「公私投資基金」公布後，搖搖欲墜險象環生的銀行可說絕處逢生，根據所列的條款，銀行可出價七角五仙標投面值一元的「毒資產」，銀行的「自來資金」只須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餘數由財政部、聯儲局及聯邦存款保險局負責（它們可發行政府擔保的債券集資），如果有關「毒資產」無可救藥，變成廢紙，銀行的損失最多不過百分之十，其餘的虧蝕將由納稅人「承包」……。以目前「毒資產」市場的情況看，ＰＰＩＦ的操作令起碼有五千億以上本該由銀行及其投資者承擔的「爛賬」轉嫁到納稅人身上。如果「毒資產」被救後有起色，市價升逾投標成交價，中標者當然有厚利（因為他們投入的比例極低）可圖。這種「資產價值上升投資者〔中標者〕獲利，價值下跌投資者則可離場毋須承擔債務」等於政府「變相間接資助投資者購進壞資產」的安排，令那些向來追求社會公平、「為民請命」的經濟學家（大家熟知的有普林斯頓的克魯明和哈佛的J. Sachs）對此計劃「感到憤怒」和「充滿絕望的感覺」。
繼通過ＰＰＩＦ讓問題銀行不致倒閉之後，白宮將要求國會通過特別法案授權財政部把其查封、接管銀行的權力擴大至保險公司、對沖基金及投資機構，因為它們的倒閉同樣會對經濟造成嚴重打擊，這即是說，假如財政部有此權力，當ＡＩＧ去年出大問題時，當局便可派員接管，諸如其一方面獲政府注資一方面大派花紅這種犯眾怒的事便可能不會發生……。
蓋特納今天將就ＡＩＧ派發花紅問題向國會陳詞並作此提議。如果獲國會通過，你以為美國政府─最低限度在財金事務上─和中國有什麼不同嗎？

一、
金融海嘯來襲，世界經濟將陷三十年代式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是大多數人的共識；由於清楚聽過有「直升機貝」綽號的貝南奇二○○二年在聯儲局理事任內的話：「在紙幣制度之下，欲有所為（determined）的政府，可以通過擴大開支保持通貨膨脹」，那即是說，政府大增貨幣供應刺激經濟，通縮肯定不會出現；這是筆者在此問題上持「相反意見」的底因。貝南奇也許因為這番見解而受知於不願見經濟陷入衰退的「最高當局」，在劇烈競爭的「就業市場」脫穎而出，做了聯儲局主席。當上主席，「目的已達」，貝南奇可以不採取此種後遺症非常大的相應行動，但事實顯示他「言出必行」，因為其志在帶引美國避開蕭條。聯儲局去周三購回三千億（美元．下同）債券，只是貫徹寬鬆銀根貨幣政策的起步。這種所謂「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的做法，是面臨經濟明顯放緩、低得無可再低的息率無助經濟恢復增長及通脹低於聯儲局（央行）的預期時，當局必然使用的貨幣工具。
有趣的是，在大多數人擔心大蕭條快來的情形下，美國的消費物價指數只比去年同期差─去年二月升百分之四、今年二月增幅只有百分之零點二；兩者有天壤之別，彰彰明甚，但尚未見負增長，亦是不能否認的事實。這種情況，何來衰退遑論蕭條？
當前百業不景趨勢若持續，加上國際保險集團（ＡＩＧ）有待處理的不良資產高達一萬四千多億（比已處理的一萬一千多億還多），金融業繼海嘯之後來一場大地震的可能不容抹煞，這種背景，令人看淡經齊前景，自不可免；不過，大家亦不可輕視「印美鈔」的作用。津巴布韋的惡性通脹便因大印紙幣而起，看來美國已走上這條路，那意味經濟面對的打擊將是通脹而非通縮。
從英文字義看，把通常用來形容沮喪和憂鬱的 depression 譯為比衰退更嚴重令人憂懼的蕭條，的確「有待商榷」。當年胡佛總統（任期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上任不足半年，華爾街便大崩潰，情況最差時幾乎四成強銀行倒閉（一共二萬五千多家，破產的一萬一千餘家）、工業產量三二年比二九年跌百分之五十四而失業率最高達百分之三十。面對這種景況，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為了安定人心，據美國歷史學會的《歷史新聞網站（hnn.us）》引述史學家孟徹斯特《一九三二─一九七二年美國史述往》的說法，胡佛鑑於 Panic（恐慌）和 Crisis（危機）太聳人聽聞，決定採用不致令聽者「驚恐」的 depression。不過，hnn 的考證顯示倡議「美洲屬於美洲人」（反對歐洲政府在美洲殖民）被後人稱為「門羅主義」的門羅總統，於一八一九年便以之形容當年的金融危機；而第一本以《大蕭條》為書名的著作則出於英國經濟學家（長期擔任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利安尼．羅賓斯之手。三十年代經濟慘象賦予 Depression 特別是 Great Depression 的新意義，這是胡佛總統意料不及的。
二、
本報三月十八日消息：〈貝南奇粉墨登場廣獲讚賞〉，說聯儲局主席「罕有地在《六十分鐘時事雜誌》上亮相」，為在未理順及制訂嚴格規管銀行營運手法之前便向銀行注資辯護：「假如一個人在床上抽煙引致火災……，那麼一定要先滅火，然後才修訂防火條例及懲罰引起火災的人。」這段解釋「贏得美國上下的擊節讚賞」。
這段精采生動的比喻，原來抄自三月十四日《經濟學人》論倫敦二十國峰會的社論：「當屋子着火時，你必須全力救火，如何防火稍後計議！」
不過，別論誰是「原創者」，這種比喻大具說服力，這即是說，先把經濟從死亡深淵邊緣拖出，然後再研究如何「炮製」把世界經濟搞得一團糟的銀行業！正因為如此，歐盟諸國特別德國和法國，才會放棄較早前堅持不肯再注資（救經濟及增加ＩＭＦ貸款財力）的立場，改而採取比較「與人為善」的態度，令下周四倫敦的二十國峰會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大增。
從澳洲總理陸克文昨天透露的口風看，只要賦予更大的發言權，中國是會答應注資ＩＭＦ的，中國有承擔國際義務的用心，意味將更廣泛和深入地參與國際事務，當然是好事，不過，北京政府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用的是「不勞而獲」的資金（見昨天本報〈印鈔遏債息 美國孤注一擲〉），而中國的則是辛苦掙來！
三、
本文見報時，料美國財長蓋特納已公布其把美國銀行的毒（壞）資產「私有化」計劃。從近日美國傳媒的報道，筆者相信這項計劃基本上是把銀行持有萬億以上的「衍生壞工具」轉嫁給納稅人（包括「融資」（用的正是納稅人的錢）對沖基金購入）。詳論有待閱讀全文之後。
在這次拯救華爾街行動中，大家最常聽聞的數字是「萬億」（trillion）。政府打算以萬億間接地購下銀行「壞資產」、○九年財赤一萬七千五百億、二○一○年則為一萬一千七百億……。萬億究竟是多少，看一看這些簡單數字便驚覺其「非常龐大」─以○六年數據，美國政府的利得稅收三千五百四十億、社會保險及退休金收入八千三百八十億；而迄今年二月底流通美鈔約九千億……。相對政府收入及貨幣供應，萬億不可小覷；當萬億成為常見字眼時，惡性通脹已在眼前！

一、
在筆者看來，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平平穩穩，雖乏新意卻可接受；可是，部分社會人士相信財政司司長有通天本領，能救市民於水深火熱中，對這份中規中矩並無開倉大方「派糖」的預算案大表失望，反對之聲不絕於耳，昨天再有數團體上街「示警」；在這種氣氛下，直選及部分間選議員表示在立法會表決預算案時考慮投反對票，是俯順民情回應選民的應有之舉。
回歸以來，民智漸開，預算案提出時都有人反對，這是開放社會的特色，正常而非反常；不過，今年反對之聲特別嘹亮，所以如此，筆者認為是財政司司長編制預算案時擺出會把民意納入其中，遂給人以不切實際期待所引致。曾俊華司長有學識，也許還有勤奮、誠實和負責任的優點，可是，他誤信顧問（政治化妝師？）之言，不斷徵詢民意，以為如此便能編彙出一份為大多數人接受的預算案，哪知這樣做誘發了民間對政府的過分憧憬，以為累積了四、五千億盈餘的政府會解決他們的經濟困局。非常明顯，預算案無法滿足這種訴求，失落和絕望，在「免費午餐派」政客的鼓動下，市上便形成一股反預算案進而反特區政府的聲音！
政府無論制訂什麼政策，都得探求民情，把大多數人所想納入其中，這樣的政策，才會為廣大市民接受；但要達此目的，不在公開徵詢意見，而在幕後多做細密的民調，然後引導民意，達致配合當前政策（比如推動十項基建）的社會共識。筆者不只一次指出，有關「金錢」的施政是不可亦不必徵詢民意的，這不是說民意不重要，而是民意已知，再公開徵詢只是浪費時間及予人以這不過是有關官員展示其體恤疾苦的假動作（「做秀」），因為大多數意見必然是減稅減費和增加福利，尤其是政府庫房仍有剩餘，這類「需索」愈甚，是無可避免亦是人情之常。
此次反對的聲音最終若導致預算案遭立法會否決或僅以極少數的多數票通過，財政司司長「權威」掃地，惟這是他咎由自取。若非他經常走進民間，聽取意見，令市民以為他會替他們紓困，反對之聲便不會那麼強烈。
但願負責財政政策的官員能細味財政問題「從賢不從眾」這句老話的真諦；有辦法的官員應該引導民眾認同由「賢人」設計出來的政策！
有一件過去提過的「小事」，值此經濟困頓各方都要撙節開支之際，再提一提。筆者不明白何以行政長官仍要保留粉嶺別墅作度假之用，最近禮賓府招聘廚師的一項工作條件便是要隨時奉召至此別墅工作！英國殖民官員離鄉別井，加上當年交通不便，因此為其特闢有英國特色的鄉間別墅，不無理由；如今一切已變，雖然《基本法》容許港官待遇不變，但此時放棄這種帶着濃厚殖民地色彩旳享受，把之拍賣將收入撥歸公益事業或改變其用途開放供普通市民享用，雖不能平息民憤卻可減低民怨，政府何樂不為？這項有助削減禮賓府開支的舉措，財政司司長也許應向他的上司「建言」。
二、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上任以來，千方百計希望把香港經濟搞上去，舉其犖犖大者，有貫徹紅酒免進口稅政策，同時積極爭取成為伊斯蘭債券主要市場……。雖然成效未見顯著（這與經濟環境急轉直下多少有關），但方向是正確的。
香港其實有許多其他地方少有或根本沒有的優點，比如言論和行動自由、似有若無的民主、治安相對良好、法治基礎穩固、政治絕對安定、基本排除了無端捲入戰爭的風險（中、台已變相簽署了無形的互不侵犯條約，台海在可見的將來應無戰事，香港再無被「流彈」襲擊之虞）、英語普及、特區護照為大多數國家承認、有進出內地的方便、低稅、稅制簡單、基本設施現代化及沒有遺產稅！以這種優勢為基礎，加上一些基本條件，向全球廣徵投資移民，相信可收宏效。
香港沒有遺產稅，從「實證」（positive）的角度，絕對對累積財富有利，對富裕階級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至於香港的稅率，據維基百科的「世界各地稅率表」，除了英屬處女群島（只徵百分之十至十四的消費稅），香港稅率最低（東歐及若干前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利得稅率低於香港但均徵收頗高的薪資稅〔Payroll tax〕），稅制的簡單更是全球之冠。僅此二端，便足令有錢階級心動而考慮移民香港。
眾所周知，香港的最大缺點是樓價租金昂貴及空氣污染嚴重。不過，白居易不是說過「長安居大不易」嗎？有那麼多優點的國際都會，居住的代價高昂（據去周《經濟學人》的統計，香港平均樓價○八年比九七年挫百分之三十五，跌幅全球之冠，以次的日本跌百分之三十三。此餘各地均錄得升幅），是理所當然的。至於污染問題，筆者相信金融海嘯令珠三角十廠五六空，工廠相繼倒閉，「北風吹」香港亦不會受污染；而珠三角日後重建，引進的工業必然要符合環保條例，意味「禍延」香港的程度將大幅下降。作為海濱城市，香港的環境污染問題必會逐步改善。
旅客在香港短期居留，沒問題；但要享受低稅免遺產稅的優待，移民才是正途。特區政府應在這方面做點工夫。